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共同富裕: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分析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和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使用2016—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促进企业营业总收入的增加,也可以缩小企业内不同主体的劳动收入差距,有利于企业“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对营业总收入和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差异性。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从产业性质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营业总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内部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缩小作用;从股权性质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国有企业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了更为显著的推动作用。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作用机制与效果检验

在讨论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测度指标与关键桎梏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并利用2008—2018年省域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其一,在“先富”带动“后富”的过程中,共同富裕由“总体富裕”为主向“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并重转变,内涵在对象、内容、目标、地位和动力等五个方面不断拓展。其二,共同富裕包括“发展”维度和“共享”维度,在讨论现有指标不足的基础上,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纳入测度指标,宏观数据测算结果表明共同富裕和总体富裕情况整体向好,而共享富裕情况相对较差。其三,在讨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桎梏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讨论了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即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农业人口向非农转移,农民收入结构多元化,以及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推进共同富裕。其四,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高总体富裕水平促进共同富裕水平。具体而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高了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农业人口向非农转移,对农村最低收入群体收入也有提高作用,但是并没有显著降低最低收入人群收入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也没有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多元化,从而对共享富裕的影响并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基于总体富裕与共享富裕的视角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CLDS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并且能够缓解居民所面临的机会不均和收入差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加快实现共同富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上述结果在物质资本充盈的地区更为显著,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另外互联网的使用会加深数字金融对机会不平等和收入不均的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也会通过提高金融产品的持有概率和增加信贷可得性缩小收入差距。

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理论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新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保障,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重要载体,面向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一种状态。从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演进逻辑来看,整个社会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是共同富裕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而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才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应当立足于发展成果共享的理念去构建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对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测度可以从收入与财产、发展能力和民生福祉三个维度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使用五级分类法对各个基础指标对实现共同富裕的权重作出初步判断,采用“横纵向拉开档次法—BP神经网络分析法”的复合方法对共同富裕指数进行合成。

税制结构优化与共同富裕:作用机制与经验证据

本文从“总体富裕”和“发展共享”两个维度测度我国281个地级市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我国税制结构优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提高直接税比重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而且这一实证结论具有稳健性。异质性考察结果显示,增值税对共同富裕具有反向作用,而提高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比重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同时,税制结构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为促进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通过提升直接税比重逐步形成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还要不断优化间接税的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