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危机与左翼新战略——2009年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者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与应对

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危机,更是总体性危机,它现实地表现为金融危机、制造业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文化危机等各个方面。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场总体性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而,要想解决这场危机,改变人类的不利处境,避免未来的灾难,仅仅针对经济领域的局部性的和临时性的举措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更为基础性的和根本性的变革。尽管在借助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制订未来战略方面,他们是基本一致的;但对于究竟如何具体构建有效而长远的新策略问题却莫衷一是。因而,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历史处境为我们更深入地思考这场危机的实质提供了一个契机。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方学者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及启示

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一直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的焦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解也有所不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迫使一些西方学者摒弃以往传统的经济视角,转而寻求新的研究范式来解读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一时期备受关注的危机理论有:体制危机论,福利国家危机论和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论。总体来看,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西方学者不再从单一视角出发研究资本主义危机,不再将资本主义危机单纯理解为经济危机,而是趋向多元化的理解。

法美学生成的时代背景及理论基础

法美学在现代人文理性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法律生活,它集中体现了科技理性与伦理理性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生产方式与人性的统一,目的在于把人的法律世界还给人本身,使人在法中能够诗意地栖居,使法能够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但是,现代人生存的困境却直接动摇了现代法律存在的根基,"现代性危机"直接导致了法律的"总体性危机"。科学理性造成了法律的科学化倾向,伦理理性造成了法律的伦理化倾向,后现代的非理性更是造成了法律的非法律化倾向。传统的"上帝中心论"、"人类中心论"、"生态中心论"法学范式无力解决现代法律的"总体性危机",也无力引领法学步入更高的境界。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重大法学理论创新,通过构建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的法美学,为中国现代社会提供法理依据,为现代人提供一种可能的审美的法律生活。

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逻辑起点与张力——基于晚清以来中国社会与政治现实的分析

晚清以来,现代性的冲击造成了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为特征的"总体性危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起点就是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政治回应。晚清政府因其软弱性、新兴阶级因其离散性而都不能担当起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只能由政党并且只能是共产党来完成。然而,共产党对"总体性危机"的应对造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两大政治惯性:一是社会动员型政党的体制延续,二是全能主义国家的政治惯性。在这两大惯性之下,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面临着主体张力、基础张力、共识张力和制度张力。

无问而问与不答之答——读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受着一种源自西方的"现代化范式"支配,只有充分、坚实地证明当下中国法学已经从根本上无力解释和解决中国法律实践中所存在的基本问题或关键问题,才能断言中国法学存在着总体性危机。邓正来先生并没有有效进行这种证明,无法断言中国法学存在着总体性危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就是"无问而问",即便不是一个假问题,在它的提出理路里也很难被认为是一个真问题。邓正来先生并没有给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或"邓正来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他并没有真正回答"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问题,但是在他的论述中给出了一个问题解决套路。因种种原因,该问题解决套路的有效性十分可疑。经过邓先生的立论和笔者的驳论,显示出一些对中国法学发展可能有意义的问题。

论单位制党建的基本逻辑

作为社区党建历史前提的单位制党建具有特殊的生成逻辑和理论内涵。从政党生态学、制度经济学和政党整合理论多维视角审视,单位制党建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应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总体性危机”,试图重建国家—社会的制度选择。中国共产党通过“嵌入单位”和“行政吸纳”,采取排他性策略进行内外整合,形成了行政性秩序。单位制党建对于促进现代国家的成长和社会秩序的重构发挥了巨大功能,但急需积极回应环境的变化,寻找替代性选择。

20世纪中国的时代剧变与马克思主义的胜出

20世纪中国的“总体性危机”,是中华帝国危机和现代性积累不足共同作用的产物。间歇性爆发的帝国危机,是王朝统治能力下降的后果,其常规破解之道在于重塑道统、政统、法统的社会正常运转法则。由于中国现代性积累不足,致其把道统、政统、法统的王道政治旧内容置换成民主共和政治的新内容。因其打断常规解救之道而蜕变出破坏性因素,致使晚清爆发的帝国危机升级为“总体性危机”。在这种剧变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因其价值诉求契合中国王道政治的道义性,使其在各种方案对决较量中胜出。

体制之弊与现状之困:F县村卫生室建设的教训与启示

目的:分析案例县在进行村卫生室建设中遇到各方参与积极性不足的问题及建成后卫生室使用率偏低的困境的原因并提出对策。方法:田野调查法、历史文献法和比较分析法。结果:项目投资体制存在严重弊端是导致村卫生室项目进展遇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村级医疗卫生事业的普遍性困境是导致村卫生室建成后难以得到高效利用的深层原因,当前我国村级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的危机是一种总体性危机。结论:必须改革现行的项目投资体制;相应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务必要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考虑区域的发展差异,结合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现实,以农民的实际需要为导向,绝不能搞城乡一刀切,更不能拍脑袋决策。

论我国经济与社会权利发展的“中国特色”

我国经济与社会权利发展的历史轨迹(一)计划经济时代经济与社会权利的单位制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整个中国社会由政治解体和社会解体的双重叠加构成的总体性危机,中国共产党结合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据地管理经验,创设了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管理体制——单位制。

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的中国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观

当代世界正面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层面的总体性危机,这场关乎全人类命运的危机要求世界各国必须在文明层级提供总体性解决方案。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前途命运已前所未有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而中华文明又具有成为世界性文明的抱负,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能够解决当代世界所面对的一系列紧迫问题,为人类文明面临的危机提出建设性的方案,走出一条化解危机的出路。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吸引力和号召力,才能具有普遍性的文明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阐发,正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当代中华文明从价值观、共同体观、世界秩序观等方面为全球危机提供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