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幻影背后的抵抗——试论詹姆逊的社会历史总体性思想

总体性思想是詹姆逊的社会历史观的主要特征之一。詹姆逊认为,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观念存在于文本的深层,而文化阐释的目的,就是发掘出这种"否定的"意识形态,展现文本的乌托邦冲动。在詹姆逊看来,尽管晚期资本主义无所不在的物化现象使文化作品也蒙上了一层物化的幻影,但是,社会历史的总体性思想以及变革旧有的社会秩序的乌托邦愿望却仍然存在于作品的无意识之中。

卢卡奇的历史总体性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双重维度

历史总体性作为卢卡奇辩证法理论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辩证法超越性维度和生存性维度的根基。旧唯物主义和康德哲学是一种非总体性的思维方式,辩证法的双重维度被遗忘和遮蔽。黑格尔概念辩证法实质上是"历史主义"的总体性思维,虽发现了辩证思维的超越性维度,却遮蔽了其生存性维度。卢卡奇的历史总体性,既超越了非总体性思维,又实现了总体性思维的"历史性"自觉,为人们透视马克思辩证法的超越性维度与生存性维度提供了理论支点。

历史总体性辩证法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一致性——透视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全新视角

以一个全新视角对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进行解读,旨在挖掘物化意识、历史总体性辩证法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三者的内在一致性,最终形成了"历史总体性辩证法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社会历史层面上具有鲜明一致性"的基本观点。

从卢卡奇的问题史研究法看其历史总体性辩证法

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中,卢卡奇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将表述方式与研究方法相统一的问题史研究法的分析,渗透着历史总体性辩证法,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统一的整体,应该探寻历史规律并整体地而非孤立地研究各类问题。但其在社会历史何以成为一个总体的论述上存在不足,具有唯心色彩。马克思的实践观认为,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社会历史才得以在时间的延续性和空间的拓展性两个向度上成为一个有机总体。马克思实践观是把握历史总体性辩证法的钥匙,也是卢卡奇历史总体性辩证法修正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艺术与社会:重新关照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总体性与问题域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创立与发展无疑是最具革命性意义的文化思想范式转换。马克思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锐敏的时代意识、辩证的批判精神、深切的人文关怀,开启了在思想中把握世界并在实践中改变世界的崭新理论视域,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革命性意义在于,马克思以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在继承西方美学尤其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基础上扬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美学,将文化艺术生产创造与社会历史的生成发展,辩证有机地理解为“总的合力”的历史结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崭新视域,实现了美学史与艺术学史上的转型变革,并由此生成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美学的文化政治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依然是当今时代最具革命性意义的文化政治理论,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依然是我们建构当代艺术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视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辩证批判依然具有解释当今时代的有效性,其核心命题“艺术与社会”依然是当今时代文化艺术生产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总体性问题”。本文认为,如何理解“艺术与社会”对于我们回顾和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百年历史具有关键决定意义,有助于我们从“历史总体性”视域来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理论实质和知识谱系,以激活或焕发马克思主义阐释当代社会文化问题的理论活力,有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当代化发展。

人的自由的社会总体性中介视域论

人的自由,在西方主流思想史中往往被归结为“纯粹化”的抽象的自由。但是,人的自由只存在于人的生产劳动实践和社会关系的社会总体中。只有经由社会总体性中介,才能展示人的自由的全面性规定。社会总体性在时空层面,展示为社会结构总体性与社会历史总体性的统一。社会总体性中介视域内的人的自由,不是任何形式的“纯粹化”的抽象自由。在全面性规定上,人的自由既与不自由相异又与不自由相融,既与不自由冲突又向不自由开放,是生成性的否定或否定性的生成。人应从“纯粹化”自由的虚幻向往中抽身,让自由从“彼岸”渡回“此岸”,从“神圣”归回“世俗”。

卢卡奇“历史总体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评判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以“总体性”视角开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释”,试图在“历史”中建构“主体—客体”辩证法以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由此推进十月革命开辟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这种倚于主体的“历史总体性”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但其在历史结构上把自然界排除在社会历史之外而抛弃了辩证法的物质基础,在历史过程上难以突破物化意识的藩篱而背离了辩证法的革命性质,最终因沿袭了浪漫的反资本主义和反科学主义而陷入了乌托邦困境,并导向了抽象的、精神上的“历史总体性”。实际上,“总体性”在立足生产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并没有缺场,“总体性”是建基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总体性,秉持总体的具体性与具体的总体性辩证统一的历史性特质,是引导无产阶级自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世界观。

叙事文类历史分析的洞见与问题——詹姆逊叙事政治学主符码研究之二

詹姆逊对叙事文类与历史(政治)的关联给予了全面的认定,他认为神话、传奇、小说等各种叙事文类的产生、发展和流变,都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其中积淀着特定的"政治无意识"。文类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形式。他由此对弗莱的原型理论和结构主义叙事学关于传奇这种文类规则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历史化处理,揭示了这两种理论成果都是建立在对历史(政治)的遮蔽、压抑、排斥前提下的,恢复其历史维度将能揭示其成果内在的政治无意识。詹姆逊关于叙事文类与政治无意识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洞见和启示,同时也存在着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叙事文类有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它与历史(政治)是一种种属包容关系还是一种并峙张力关系?形式主义和詹姆逊式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坚持一元论立场,这种立场都存在不可避免的盲视。对此,可以将问题分为两个层面,在总体性历史层面坚持一元论立场,而在"小型历史"层面坚持二元论立场,将历史与形式作为并峙对立而有张力关系的二元因素对待,致力于探讨两者之间双向生成、转换、影响的路径、方式、方法、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性及其超越意义

总体性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规律的基本方法,也是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法。运用总体性原则考察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结构总体性和历史总体性的统一。从结构总体性看,中国式现代化表现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全面协调发展的总体性,具体体现在现代化目标、布局和动力三个层面;从历史总体性看,中国式现代化是既坚持独立自主又不断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先进成果的现代化,是既以历史文化传统为底色又不断赋予其时代特色的现代化,是不断接续推进的“成型”但未“定型”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展现了与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不同的总体性,是一种立足人的全面协调的总体性,从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非连续性:反对总体性和目的论的新史学——福柯《认知考古学》中的历史观解读

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福柯提出要建立自己的新史学观。在他看来,传统的进步史观的本质实际上是由意识进步论和理性目的论建构起来的,这种主观思维中生成的完形模式总是想造成平滑和同质的历史主体,并呈现出从低级到高级、由起源到终结的发展过程性。而新史学的历史研究则是要从根本上拒绝传统历史研究中的"线性图式",它不再制造任何类型的历史总体性,而恰恰是要分析这些非连续的不同系列中的东西是如何被建构成连续总体的。

分割中的流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总体性——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汉语文学的再审视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汉语文学是"人民的文学"新时代的开启和五四"人的文学"传统的延续。两者"共存"于文学分割中的流动,成就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的基本版图,形成多元复杂情境决定的文学格局,也使得这一时期不同空间的文学产生密切的内在联系。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学流动提供了最丰富的旅外和在地形式,并在日后半个多世纪中华民族文学中得以充分展开,显示了"旅外"源头和"在地"资源的丰厚,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华民族文学的流动性叙述,即在不同时空汉语文学的内在联系中把握文学的存在。这一文学史观让人把握到由"1949"而断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丰富的差异性中呈现出的历史总体性。

关于历史评价中真与善的标准问题

历史评价中的真与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站在真正的历史性的真实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真正的善的评价。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有意、无意地模糊历史真实的标准，以部分的、个别的真实、客观性取代历史总体的客观与真实，通过遮蔽部分历史真相以在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评价中混淆视听，攻击主流话语。因此，有必要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分析入手，深入阐明在历史认识之中“客观性”与历史真实的关系，从而明确历史的真实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那种通过遮蔽部分历史真相以获得的所谓的“客观历史”并不是历史性的真。以此为基础，阐明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样必须建立在对历史总体性及其发展的进程的理解基础上。因为，只有从历史总体性的视角深入到历史发展进程中，才能阐明各种不同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来说，对于历史事件的评价不仅要考虑事件发生时的具体状况，同时要将其置于历史的长时段之中才能真正认清其历史地位和作用。而对于历史人物，同样不能以其自身的个人品性为评价标准，而是必须以其所作所为造成的历史后果为根据。只有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之中，才能充分体现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地位、意义和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之特色——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视阈下

在一定意义上,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在方法论维度上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之正统所在。卢卡奇以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努力建构社会历史总体性辩证法。卢卡奇社会历史总体性辩证法彰显了"历史性"与"总体性"相统一的总体性思维之特色、史与论相结合的特色和现代性批判的特色,使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特色所在。

从概念逻辑到生产逻辑——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与理论

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马克思的总体性理论是建立在他的总体性方法基础上的。马克思通过把黑格尔的概念逻辑的总体性转换为生产逻辑的总体性,为我们说明了社会构成与历史发展的真实状况。领会马克思总体性思想的精神实质,是唯物史观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总体性视阈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内涵的三大运行机理分析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具有历史、系统、价值等多方面规定的整体性存在。审视和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创制和现实运作,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思维方法。以总体性辩证法的历史逻辑、系统逻辑和价值逻辑为指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现实运作是一个在“历史整合机理”“要素协调机理”和“价值调适机理”的共同作用中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的过程。其中,历史调节机理从自上而下的制度耦合与自下而上的制度流变的双重历史规定中,赋予制度出场以现实性和意义;要素协调机理从制度系统内部各要素的有序性和矛盾性两个角度,生成了制度系统运作的存在方式和动力机制;价值调适机理从制度主体层面为制度运作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和内在的原动力,赋予制度以制度更新和制度供给的能力,揭示了制度运作的第三重逻辑。

雷蒙·阿隆无产阶级神话观的批判性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

无产阶级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中枢,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枢。在当代西方学者消解无产阶级概念合法性的当代境遇下,重塑无产阶级概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雷蒙·阿隆凭借实证主义方法论,从现实与理论两个层面解构无产阶级,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神话观主张。但由于方法论的差异,雷蒙·阿隆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凭借总体性历史辩证法得出的无产阶级概念及其理论。这种差异导致了:雷蒙·阿隆错误地把实存的工人阶级混同于生成的无产阶级;而马克思辩证地区分了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认为工人阶级在经历价值立场与认识能力的两个飞跃后将会生成为无产阶级。坚持这种区分既是科学看待工人阶级又是科学重塑无产阶级的理论前提。

卢卡奇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及其当代价值

坚持从经济基础出发探讨民主的本质与具体形式的变化,是卢卡奇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探讨中所坚持的方法论。卢卡奇把历史上的民主划分为古希腊城邦民主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两种形式,揭示出资产阶级民主以私有制作为其经济基础,实质上是有产者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控制和支配人民群众的工具。基于以上认识,卢卡奇通过分析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非典型”性质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目的,强调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就必然面临着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双重任务。他批评斯大林把策略置于战略之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历史观,结果导致了他只关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忽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危机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卢卡奇由此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历史观,把民主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区别,对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途径展开了系统的探索。卢卡奇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探索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反对那种从抽象的价值理念出发探讨民主的错误做法,严格区分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不同,要求把党对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观念的外在输灌、党内民主建设和发挥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道理与正义:转型中国的第一哲学(下)

中国的整体性变革势在必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无疑是排头兵。在此中国重要时刻,关键在于确立"一切人对一切人的尊严与价值的相互承认"的总前提,传统中国的"天道绝对"的否定性或"公天下"的肯定性正义渊源,就可能在现代民族国家重构中重新获得活力和创造力,从而自由、平等、权利、繁荣、富强、幸福、安全之类相关价值就能得到正确的描述。人们在制度养成之中形成新的制度德性,公共领域即可望得到健康良性循环,公共之善也即在此循环中得到强调和强化。中华伦理性文明体得到重塑的同时,道德理性主义就自然被超越,伦理中心主义困局也就自然得到破解。中国的道德哲学由此就将重新获得第一哲学的地位与光荣。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益思考

翻开历史,我们发现,早在马克思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就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常常遭到歪曲。在第二国际后期,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化达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进入20世纪,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脱离现实的“教科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而在西方则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近年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重大挫折,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实践,这些问题都超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视野,并反射到理论上去,向理论提出了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