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必要总劳动的核心问题:资源合理配置

不存在两种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马克思分析的社会必要总劳动时间即所谓的“第二种含义”，其核心在于说明社会生产各部门按比例发展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现代市场经济要求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相结合。

对社会总劳动要进行全面核算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以及苏联的经验,采用了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两个总量指标来反映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果,并对国民经济进行核算和计划管理。这两个指标在我国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和核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核算范围不全。除了五大物质生产部门之外,对其他部门广大职工的劳动成果和消耗,没有全面核算和平衡。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日益突出。

从社会分工总体上对社会总劳动核算范围的再认识

在研究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的时候，遇到如何正确对待社会总劳动、如何确定国民经济总量指标的计算范围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建国初期，我们用工业和农业两个基本生产部门代表整个社会生产，把工农业总产值作为反映国民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总量指标。在开始采用工农业总产值指标稍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建立了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和计划部门都按照物质生产领域各部门的劳动消耗计算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这两项总量指标使用了很长的时间。

“总劳动”不能创造总价值——与方华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刊登了方华同志《劳动价值论新探》一文,读后令人颇受教益。但是,方文(下同)依据其“总劳动投入形成总价值、即总劳动投入多少总价值就创造多少”的理论“新基点”,得出“金融劳动、科学文教劳动、行政国防劳动等社会必需、有效的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因而也创造价值”的结论(在当前劳动价值论的话题中,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读后尚存疑虑,主要分歧在于:方文所谓的“总劳动”

消费结构是分配社会总劳动的依据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它可以根据经济规律的要求自觉地分配社会总劳动于不同的生产部门,使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但是社会总劳动究竟怎样分配?依据什么进行分配?这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一) 究竟依据什么来分配社会总劳动才能使我国经济朝着健康的轨道运转?

马克思社会总劳动分配和控制的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社会总劳动分配和控制的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意义成保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和社会宏观经济运行都有深入科学分析，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供求关系、价格运动、竞争机制都有详细阐述．本文只拟就马克思提出的社...

社会总劳动的分配和价值量的决定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本文在假定等价交换以及一国经济的价值总量等于劳动总量的基础上,推导决定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具体表达式。由此说明,在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中,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起的作用都不可或缺,但又有所不同。特别是,在给定一国经济的劳动总量之后,首先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种含义,决定该劳动总量在不同行业中的分配,即决定每一行业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或价值量,其次再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种含义,决定每一行业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或价值量在其所生产的每一商品上的分配,即决定单位商品的价值量。

社会总劳动的配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在这里提出来和大家一起商量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无论是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话题，古典经济学当中叫做社会总劳动的配置，西方主流经济学当中我们叫资源的配置方式。所有经济学家都关注了这个核心的问题，在社会生产当中如何让社会生产变得更合理、更有效率，这是所有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但是，马克思指出社会总劳动的配置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关系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方式，所以，我们才需要结合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结合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来分析其特殊的经济规律。在这一点上《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做了分析。

应当建立国民劳动总值指标

在采用什么指标能够综合地科学地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规模、总水平的问题上,经济理论界和经济部门的同志从我国国民收入范畴到西方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概念,进行了有益地探讨。我认为这两个指标都起不了这个作用,本文拟探索建立“国民劳动总值”和“国民劳动净值”指标问题。建立这两个指标对完善统计核算体系和计划指标体系,加强对社会总劳动及其成果的全面核算,处理好物质生产与劳务活动的比例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从劳动总概念及其细分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

在引进了一个作为属概念的劳动总概念,并把它细分为经济性劳动和非经济性劳动,进而从两个方面三个层次将它们与马克思的一系列生产劳动范畴实现了对接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定义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地租理论来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地租问题比较特殊,在这领域的研究中,很难象其它领域一样,高度抽象掉非劳动因素,仅用劳动说明地租的来源。马克思在研究中,并不否认自然资源、稀缺、市场状况、所有权、垄断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在地租理论中,马克思再次引用“社会总劳动”的概念,是马克思劳动决定价值走向“价值的本质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理论的起点。这为我们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提供支点。

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收藏品的价值决定

收藏品的价值实际上是由人们耗费在它身上的劳动和社会总劳动分配到它身上的劳动决定的。澄清这一理论难题,不仅具有捍卫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科学性和权威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收藏品交易中的价值确定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参鉴意义。

私营企业主劳动属性的多角度审视

私营企业主的劳动,从本质上看包含着大量的创新劳动,从分工上看绝大部分是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他们的劳动具有高脑力劳动强度、高劳动风险压力、超常劳动时间和劳动的高增值性等特点。私营企业主的劳动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因为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法进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劳动的一部分,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且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中非劳动收入的比重在不断降低。

坚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论

本文从 2 0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 ,研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二个基本涵义及在现代社会沿着马克思的研究思路继续前进而引出的四个拓展涵义 ;以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个基本涵义及在现代社会的四个拓展涵义为依据 ,探索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及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新技术革命对我国劳动力结构的影响

当前世界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在即将到来的这场革命中,究竟对我国劳动力结构会引起什么变化,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 一、新技术革命对劳动结构的影响 新的技术革命必然会引起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构的变化。我们知道,任何社会劳动都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总和。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对《关于劳动表现为价值和价值决定》一文的一点商榷

韦奇、时珍两同志在1981年《武汉师范学院学报》第二期上发表的《关于劳动表现为价值和价值决定》一文中,提出了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社会总劳动时间依据社会对各种产品在数量上的确定需要按比例分割于各部门的劳动)也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他们指出:“如果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价值没有决定作用,不论社会总劳动怎样在各部门分割都与价值决定无关,那就至少从价值这个角度否定了有按社会确定的需要适当分割社会总劳动的必要”。我认为韦奇、时珍两同志的观点是混淆了价值运动中的价值形成和价值实现这样两个不同的过程,否认了价值实现在商品价值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指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人类一般劳动?形成商品价值量的也只能是生产中直接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所以,价值的形成只能是生产领域的事,和市场上的供求状况没有直接关系。

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及其理论分歧

目前,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问题,基本上可概括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即就地转移模式。其主导思想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应在农业和农村内部解决。另一种是主张“离土离乡”进厂进城,即易地转移模式。主导思想是,农业剩余劳动力不可能在农业和农村内部解决,必须从社会总劳动的按比例分配出发,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大系统中求得解决。其中,对农民“离土”的看法是一致的。

试论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学说

【正】 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并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有的同志认为我国现阶段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不应以是否生产物质资料为界限,而应以是否能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为界限,一切能够满足人们消费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因此,他们提出教育也是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教育工作者从事的劳动也算作生产劳动。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就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划分的标准及其意义,结合教育是否生产劳动的问题,谈一点粗浅看法,就教于同志们。

劳动范畴的演变与《资本论》的逻辑

劳动范畴的演变,就是指劳动范畴由抽象到具体的升华过程。即对劳动的质的规定的层层限定过程。正象任何范畴都不可能概括出事物质的全部规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