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北京总商会会长安迪生被拘案

民初《商会法》实施后商会的社会地位虽得以提升,但20世纪20年代政局动荡,商会开始成为各政派势力渗透之地,导致各种非常态事件在商会中屡有发生。安福系掌控的京师警察厅,因北京总商会不愿听其调遣,捏造罪名将正副会长安迪生、殷文煜双双拘押,随后更不经农商部同意,暗中操纵重选会长和会董,使总商会成为为其所用的工具。被拘押的正副会长虽经审判宣告无罪,但在全国商联会和工商界一再呼吁下,仍不能恢复原职,北京总商会也无法走上发展正轨。此案之发生及其对总商会产生的严重影响,表明商会及其领导人在官厅眼中仍无足轻重,法律的规定与残酷的现实存在极大差距。

21世纪以来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在华商业网络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在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得到良好发展的背景下,作为马来西亚国内华裔商会的联合总机构,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在华商业网络经历了“全面交流”“深化发展”和“稳中求进”的发展阶段。这些发展阶段既有中马关系的影响,又是商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的需要,还受马来西亚华人对华经济与文化认同的双重推动。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家乡的盛事就是我的大事

“此次中数大会是家乡的盛事,家乡的盛事就是我的大事。”在8月16日上午202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大会上,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一番充满感情的致辞,引得现场嘉宾鼓掌致意。林楚钦原本已计划8月下旬到国内另外两个城市参加重要会议,而得知家乡举办中数大会,林楚钦马上调整了泰国公务,来到汕头参会。今年7月份,汕头市委书记温湛滨率领汕头市友好代表团出访泰国,并在泰国曼谷举办了中国(汕头)-泰国经贸文化合作交流会暨“三江出海,一纸还乡”侨批历史文化展,“出访期间举办的侨批展,深深打动了我们的心。”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发挥优势穿针引线 推动汕泰合作共赢

“我们非常想念家乡,但由于疫情已经有三年没有回来了。这次回来看到汕头的市容市貌、硬件设施变化很大,人民安居乐业,心里格外高兴。我们要积极发挥泰国中华总商会优势与作用,宣传家乡的新变化新发展,积极引导更多海外乡亲参与家乡建设,加强互动交流,推动两地友好合作,助力汕头高质量发展。”

论1929年的沪总商会风潮

沪总商会风潮是指1929年4月上海发生的国民救国会和商民协会与沪总商会的纠纷,它是上海商民协会与商会矛盾的直接表现。纠纷发生后,沪总商会与救国会互相指责,都要求严惩对方。风潮的最终结果是沪总商会被改组,商民协会被撤销,商民运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论1924年上海总商会换届改选纷争

1924年上海总商会的换届改选,一改此前当选正副会长大多推辞不就的传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纷争,也体现了在1920年代新形势下商会选举的新变化。纷争之第一阶段是穆藕初与总商会之间就相关法理问题反复进行辩论,其实质并非权利争夺;第二阶段则是"拥傅派"打着维护法理的旗号争夺会长席位,受到"拥宋派"强烈反对。此一纷争并非上海总商会内部不同籍贯之帮派间的权利之争,而是带有不同政治色彩派别之间的权利争斗,最终主要通过内部调停方式予以解决,各级官厅并未发挥明显的作用。

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为例

本文以19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为考察样本 ,通过分析它在这一阶段的活动 ,及其前后的角色转化 ,试图发现近世中国商会的某些共性以及个性。以杭州总商会的例子来看 ,它担当的角色主要有二 :对外是商人与政府间的协调机构 ;对内是各行业商人的自律组织。其多数成员的政治态度趋于保守 ,关注的焦点是商业经营环境的稳定和改善 ,如市场体系的安全、商业惯例的维护、税率的改良等。但当社会秩序面临危机时 ,商会也会出来应付变局 ,承担责任。甚至直接介入到政治变革的进程中。其社会角色发生被动变迁。但这种变化是商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或者遭受强大的外在压力所致 ,而未必是其政治倾向的表现。常态与变态下商会的不同行为主要应从时势推动的角度去理解 ,不能被视为某种固定的集体性格。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1963年新加坡对日不合作运动

二战后英国出于冷战的考量和为了换取日本在其东南亚殖民地的财产,在旧金山媾和时放弃了其东南亚殖民地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使得1962年初因发现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被屠杀的华人遗骸而引发的对日追讨血债的行动困难重重。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日本政府一再拖延的情况下,发动了对日不合作运动,公布了14项实施办法。此运动的发动及其影响,使日方深切地感受到新加坡在其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并成为《日本国与新加坡共和国之间1967年9月21日协定》顺利签订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四运动期间的天津总商会

五四运动中天津总商会不仅领导了商人的罢市斗争，而且在抵制洋货和提倡国货等方面，也较诸清末的天津商务总会更为积极，产生了比较显著的影响。事实表明，在五四运动中，并非所有的商会都表现软弱。

上海总商会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期间，在以往多次反帝爱国运动中发挥过积极作用的上海总商会一反常态地显得十分消极，其态度和行动与广大商人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原有威望及影响也几乎丧失殆尽，由此使上海总商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工商界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在五四运动的洗礼和工商界的敦促之下，上海总商会不得不进行大改组，一批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新一代工商界代表人物进入领导层后。

会审公廨司法审判权的“攫取”与“让渡”——会审公廨移交上海总商会调处民商事纠纷的分析

会审公廨是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一种特殊司法现象,传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会审公廨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司法权的"攫取",但现有的史料表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将一些商事纠纷移交给上海总商会处理,这种司法权的"让渡"与"攫取"的冲突,需要合理的历史解释。会审公廨司法权的"攫取"是租界寻求司法保障以维护其秩序,司法审判权的"让渡"是租界对商会这一优质的社会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以求及时解决商事纠纷以维护租界秩序,司法审判权的"攫取"与"让渡"在维护租界秩序上实现了价值目标的统一。

上海总商会“佳电”来历研究

上海总商会在五四运动期间致北京政府的"佳电"电文是日本人起草的这一说法,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作定论。然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这是一种传说。通过对"佳电"文本的解读,从电文的称谓、语境和写作水准几个方面来考察电文与日本人的关系,可以发现电文确实不是总商会的自撰文,而是来自一篇翻译稿。"佳电"的出现,只是近代日本强权外交的一个缩影。

一战后中国对德索赔初探——以青岛总商会的活动为中心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远东惟一战场,青岛因日德交战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商民损失惨重。战后青岛总商会应政府要求,缮具商民损失、欠债等材料,为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对德索赔的证据之一。为抗议列强将德国原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团最终未签署《凡尔赛和约》,因此中国只能在会后与德国就赔偿问题进行双边谈判并获得了数额尚可的赔偿款。与此同时,青岛总商会不断地向各级政府机关申诉,请求政府拨出部分赔偿款补偿商民损失。但因中国当时内外交困,政府需款孔亟,总商会人微言轻,所作种种努力皆未能奏效,青岛商民未得到任何赔偿。尽管如此,青岛总商会的活动在促成中国获得赔偿,展现近代商民较强的维护权益意识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浙江商人与上海总商会探析

文章依据各年上海总商会名录，对浙江商人（以宁波帮为主干）在上海总商会中的地位、作用作了详尽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文章认为，浙江商人是上海总商会的实际创办者，并且长期掌握着总商会的最高领导权，在总商会会董、会员中，他们也始终占据着半壁以上"江山"，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是在浙江商人的领导下运作的．

南洋华侨抗战救国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贡献

1931～1945年,受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此间,受爱国主义的民族义愤所激发,长期扮演新加坡华社最高总机构角色的中华总商会并未被历史所遗忘,而是以民族大义为己任,责无旁贷地及时承担起引领南洋华侨践行抗战救国的时代历史使命与责任,积极投入到抗战救国的实践之中,并在筹款赈灾、抵制日货、推销国货以及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公正客观评价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徐鼎新著《上海总商会史》读后

在研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著作中,徐鼎新先生等所著《上海总商会史》一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可说是近十年来史学论著中一本甚为优秀之作。 通读全书。

民初上海总商会议事厅的筹建与落成

辛亥革命后上海总商会为改善办公条件,“以壮观瞻”,向各业募捐修建议事厅。其间虽屡遭困难,仍不改初衷,藉发售公债解决经费缺口,坚持按照原设计方案完成修建工程,并精心策划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开幕典礼,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议事厅的筹建、落成开幕及其使用,既体现了上海总商会在自我形象塑造、经费募集和成果展示等多方面的能量,也反映出近代中国“第一商会”的独特气魄。

日本中华总商会创始人、日本ATO株式会社会长顾德明:“现在是进入中国市场最佳时机”

今天48岁的顾德明看起来仍然非常年轻,也非常普通,融入茫茫的人流,很难有特别明显的容易被人认出的特征。就这样一个人,却在日本做到了说话有分量的、事业罕有匹敌的"大腕级"人物。

英国浙江联谊会主席、英国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主席李雪琳 我们期待一个更和谐的美好世界

G20峰会即将在杭州召开，旅英26年的杭州籍浙商李雪琳，自豪感也与日俱增：“我为杭州自豪。中国的日益强大增强了海外华人的自信心。我们在英国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正是因为有国家作为坚强的后盾。”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另类见证者，李雪琳的丈夫、曾任英国上议院副议长的麦克·贝茨勋爵说：“当G20峰会在杭州召开，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中国崛起的印证。也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印证。”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百年华诞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06年,是新加坡历史悠久的商业团体。总商会不但是本地华商华社的最高领导机构,在国际商业舞台上享有良好的信誉,同时也是世界华商大会的创办机构,并拥有广泛联系世界各地华人企业的商业资讯网站"世界华商网络"(www.wcbn.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