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总统权力的确立及其演变(1912-1924)

191 1年《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在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过程中初步确立了总统权力 ,同时将之纳入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制度体系之中。由于近代社会矛盾纷繁复杂 ,总统权力不断演化 ,大致经历了向传统复归的总统权力和军阀政争下的总统权力两个时期。总统权力的确立对于新旧权威的转型及中国政治的近代化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却出现了变异。从这一现象中 ,我们可以认识到权力、民主、制度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论美国经济制裁中的总统权力边界

美国具有较为完善的经济制裁体系,主要依据《敌国贸易法》和《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对外实施单边经济制裁。虽然《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是国会限制总统权力的法律,但是在内容上却给予总统以广泛的行政权力。总统既享有固有的外交权力,又获得国会赋予的对外贸易管制权,而司法部门在涉外问题中基于政治问题和国际礼让原则,并不做司法审查,总统经济制裁的行政权力扩张得到了立法与司法的支撑。在美国经济制裁中,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受商业利益、个人追求与党派之争的影响,逐渐脱离法治轨道。从宪法授权以及美国经济制裁的发展历程上看,经济制裁措施存在不完全符合宪法等要求的问题,我们在应对美国经济制裁时可从这些问题着手加以研究。

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及其动因

前一段时间,我国有人认为美国比较好地实行了三权分立,垄断资产阶级各集团力量比较平衡,提出要在中国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似乎三权分立是最完善的政权组织形式。我认为,“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是美国宪法的原则之一,它对防止联邦政府滥用权力,稳定资产阶级的统治,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三权分立原则在现代美国政治体制中并未得以充分实施,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是由政府首脑即总统包打天下的。本文拟探讨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及其原因,进而分析美国三权分立原则的阶级实质。

罗斯福时期美国总统权力扩张原因初探

本世纪以来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是美国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不仅给美国三权分立体制带来了巨大冲击，而且对美国现代历史产生了直接影响。研究这一重要政治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原因，不仅是我们认识美国现代总统制实质及作用的重要环节，也是我们把握美国政治体制未来演变趋势的必要前提。

罗斯福时期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任职期间对美国总统的权力进行了扩张。罗斯福建立总统执行机构,进行行政机构改革,使行政机构增多。经济危机爆发后,罗斯福取得了对全国经济的领导权,在同美国最高法院"司法改组"之争中,罗斯福的权力得到了扩张。罗斯福甚至取得了实质性的立法权,美国总统的行政权向立法权延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的外交军事权力也有所扩张。罗斯福总统权力扩张是当时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发展。

美国总统权力扩张的原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总统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伴随着的是总统权力的扩张。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是多方面的,了解其扩张原因,对我们了解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有重要帮助。

俄罗斯总统权力结构演进的分析和启示

在普京时期,俄罗斯宏观经济屡次波动,经济与政治互动关系备受关注。在此基础上,俄罗斯政治结构历经多次调整,联邦与联邦主体、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分配发生着渐进式变革。这些现象的本质在于俄罗斯总统与国家的密切互动关系,若在现实演进中抽象分析其发展逻辑,使之更具一般性特征,将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准备。回顾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三个时期总统与国家的互动过程,可以发现三重关系:一是经济与政治互动关系;二是总统权力与议会、司法等部门的制约关系;三是联邦与联邦主体的权力分配关系。三重关系在演进逻辑上所具有的一致性,表现出俄罗斯国家的内在性政治特征。

美国总统权力的制约机制

1789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制政府。共和制政府的核心是总统。总统既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党的领袖,也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和主要的立法创议人。为了防止集权于一身的总统成为独裁君主,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宪法中,拟定了一套规定并制约总统权力的机制。后经近两百年的实践及宪法修正案的补充,逐渐趋于完备。在总统的产生及任用期限上,美国采取了选举制和限任制。为了防止选民直接选举总统而导致选票分散或出现混乱,美国宪法规定了一种间接选举总统的制度。

阿塞拜疆议会选举巩固了总统权力

1995年11月12日阿塞拜疆举行了独立以来的首次议会选举。阿独立4年来,国内一直动荡不安,经济危机深重,人民生活艰难,纳卡战场硝烟弥漫。议长几度易人,但都未举行过选举。自阿利耶夫总统1993年10月上台执政后,国内局势有了重大变化,与亚美尼亚的战争已停火。

现代总统制中的后现代总统--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及其制度制约

总统制是美国人的发明,自美国建国以来,总统制尽管曾遭遇危机,但基本上没有脱离美国宪法规定的框架。然而,随着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在美国主流学界开始出现忧虑美国总统制未来的论调,这一论调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主流学界关于后现代总统的讨论合在一起,成为总统制争论的一个焦点。特朗普当选将对美国总统制产生何种影响?美国总统制能否有效约束特朗普的个性释放?美国政治走向和制度前景如何?围绕这些问题,对美国后现代总统的理论研究和2016年总统大选的案例研究表明,美国总统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所谓的后现代总统仅仅是总统问政风格的变化,并不会动摇美国总统制的根本。本质的问题是美国府会合作机制的功能调适和结构调整,支撑美国复杂总统政治现象的总统制度在可见的未来仍然保持相对稳定。

当代美国政府总统扩张权力的基本途径

指出当代美国政府总统权力持续走强,美国总统利用频繁动用否决权、上限使用委任立法权、实际控制开战权和变相取代缔约权等方式来削弱国会权力;利用上下届政权交接,利用党内两派关系,乡党关系和利益集团关系来控制人事任免;利用加强中枢性和业务性的办事机构来架空内阁职能部门是实现其权力扩张的基本途径。

挖掘知识点的深度——论罗斯福时期总统权力的扩大

罗斯福新政是高考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对其背景、内容、目的、实质、影响、特点多有考查；罗斯福新政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内容，高考命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学术下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了解学术前言，掌握命题方向，才能有效备考。关于罗斯福新政，除了已经考查过的内容外，学术界研究还有另外一大热点，就是在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前提下，总统权力相对于国会、法院的扩大。这个角度、在高考命题中还未涉及，高三师生在备考中应予以关注。

“单一行政官”理论与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

"单一行政官"理论是在对美国宪法有关总统权力条款的解读过程中产生的理论,其核心含义是,任何对总统掌控行政部门进行限制的企图都被视为违宪。"单一行政官"的概念形成于200多年前的制宪会议。后来,"单一行政官"理论不断地发展演变,为美国总统不断扩展其行政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单一行政官"理论通过证明总统扩张权力的正当性,对美国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构成了威胁。要厘清总统权力的边界,必须参照宪法的文本和结构,同时也要考虑到现代社会对行政部门提出的新要求。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

法国总统权力的扩大与政局的稳定

戴高乐基于第三、第四共和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在制定第五共和国宪法时,调整了总统、议会和政府的关系,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作者从总统多数派、议会多数派和政府多数派三个方面分析总统权力强化机制及其与第五共和国政局稳定的关系。作者认为,从第四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法国权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五共和国既保留了政府对议会负责的形式,又赋于总统以总统制国家元首所拥有的权力,从而保证了法国政局的稳定。

美国与墨西哥总统权力之比较

总统制是以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它最早产生于18世纪末的美国,后来,许多国家纷纷效仿,成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流行的主要政体之一。美国是典型的总统制国家。

陈水扁执政以来“总统”权力的演变

依据台湾“宪法”中关于“中央政府体制”和“总统”权力的安排 ,从制度面来看“双首长制”应该是比较合宪的 ,但是现实政治运作却继续贴近“总统制”。陈水扁上台以来 ,对其“总统”权力机制的建构 ,从对“行政院院长”的任免权、“行政院”的实际控制权、国安会及国安局、“府院党”的协调沟通机制等方面入手 ,已有所进展。

扩张与限制:美国总统的战争权力——以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为中心

美国总统战争权力呈现扩大趋向。最高法院支持总统"固有权力",并以对其司法中立角色的自我认知出发,祭出"政治问题的原则",对总统战争权力及其扩张予以认同。但当总统战争权力的运用超出一定界限,对宪法分权制衡体制和人权保障构成威胁时,最高法院就会以司法审查施加限制。总统战争权力未曾游离于司法审查视域之外,也未对宪法规定的权力架构造成实质性损害。

美国最高法院对总统权力扩张的影响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判决为考察中心

20世纪上半叶,美国总统权力在立法、外交、军事和社会事务领域实现了前所未有地扩张,这一扩张改变了建国之父设计的宪政格局,也对美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美国最高法院在20世纪上半叶对总统权力扩张所采取的立场支持多于限制,这一做法固然是“大政府”时代政府职能转变的时代需求,但也从某种程度上暴露了最高法院制约总统能力的减弱。而且,最高法院的立场及其“后遗症”也使紧急状态下的美国公民权利保护问题成为始终难以权衡的宪法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