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函数与精确指数的关系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指数是一个古老且为大家熟悉的经济分析方法。在复杂经济系统中，对于不同商品的总体，在数量上往往是不能直接加总的，要综合测定其变动程度，只有通过引进一个同度量因素，使之过渡到可以直接加总的综合指标，而后进行不同区域间或不同时期的对比，来测定...

中国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与最优规模——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研究

本文基于总量生产函数分析了中国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和最优规模问题。基于本文研究,中国基础设施资本产出弹性虽然低于私人资本的产出弹性,但其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基础设施资本每增加1%,可以使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0.297%。根据基础设施达到最优规模应该满足的条件,本文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基础设施资本在2000年时尚未达到最优规模,基础设施服务供给总体依然不足。

我国总量生产函数的贝叶斯估计--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视角

本文把生产要素利用率的微观行为引入企业生产,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利用贝叶斯方法估计了我国的总量生产函数,并研究了1978—2007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结果表明:第一,在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劳动的产出弹性约为0.55,高于传统文献中的估计值;第二,通过将TFP分解为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两部分,我们发现:(1)资本积累和TFP是1978—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两者地位相同,总共解释了平均增长的87%;(2)忽略要素利用率的内生行为,会导致传统定义的TFP明显高估中性技术冲击对于经济波动的贡献。

资本积累、技术变迁与总量生产函数——基于中国1980-2005年经验数据的分析

确定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生产函数,是宏观经济学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在估算中国物质资本存量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不同年份技术变迁的总体情况,使总量生产函数本身的变迁与沿着该曲线产生的各种移动相分离,从而能够弥补已有文献在这一领域的不足,得出更加准确的总量生产函数形式。资本存量、技术变动和总量生产函数的确定,既能满足研究各种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需要,又能成为政府评估和预测经济走势、合理制定长期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

中国省际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研究——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面板数据分析

通过使用一个具有资本、劳动力和能源消费作为投入的柯布道格拉斯总量生产函数,利用2001—2010年期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省际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并进行了相应政策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份的资本增量难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减少或者放缓资本投入势在必行,传统产业的高技术改造乃是大势所趋;劳动力增量能够带动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阻碍了西部等欠发达省份的经济增长,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仍需加快;能源消费增量有效促进了中国大多数省份的经济增长,节能政策需谨慎对待或者差别实行。

中国总量生产函数的估计

CES生产函数的经典估计程式奠基于较为严格的基础假设,现实经济未必满足。为迎合相关假设,文章考虑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估算有效产出及相应的要素影子价格,进而利用生产者均衡条件估计CES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实证分析表明,该种程式不仅具有现实可行性,且有其独特的应用价值。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逻辑及其实现路径——以总量生产函数分析为视角

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主旋律。我国不同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转化,证明了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此为逻辑将我国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以最能体现供给端变化的总量生产函数为工具,可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时期和高质量发展时期等三个时期的特征;在此基础上研究总量生产函数的变化,进而探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六条实现路径:发挥创新要素的动力作用,实现赶超式发展;扩大市场开放力度,让更多产品走出国门;建设绿色中国,重视生态要素供给;深入市场化改革,激活制度效率;保障制度公平供给,释放劳动者大军;坚持结构性改革,促成经济新增长点。

基于时变参数的中国总量生产函数估计

总量生产函数是宏观经济增长分析和技术进步定量化测算的基础,传统方法估算总量生产函数具有很多不足之处。利用1952—2005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建立时变参数模型,应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对我国1952—2005年间历年的总量生产函数进行了估算。研究结果表明:利用时变参数估算生产函数较好地捕捉到了经济政策的重大事件对于总量生产函数的影响,可能是理论与实际情况更加接近的一种拟合。我国技术进步和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三者相互影响,呈同方向变化,并且技术进步对资本的产出弹性影响较大,对劳动的产出弹性影响较小,1978—2005年间我国属于节约资本型技术进步。

中国资本存量和总量生产函数的估算研究

随着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在经济政策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所需要的基础研究——对资本存量和可计算总量生产函数的估计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通过估计中国资本存量,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拟合出CGE计算所需的中国总量生产函数。

总量生产函数的构建:经济增长理论评析

构建总量生产函数是建立经济增长模型的关键。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相一致,总量生产函数的性质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其发展历程可以描述为:从固定技术系数总量生产函数开始,分别经历了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资本收益递增总量生产函数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一个资本收益递减但趋向于一个正数的总量生产函数的形成阶段。

总量生产函数的产生、发展和应用

总量生产函数模型是经济增长分析的有力工具,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深入,生产函数模型的新成果也不断出现,其应用更是呈现长盛不衰的局面。本文主要回顾了总量生产函数的来源、发展和应用,特别是早期的相关理论和模型以及关于其的诸多争论,以填补国内研究的空白,使得总量生产函数理论的研究连续贯通;此外,运用经验数据对模型进行计量检验,进一步确认总量生产函数在经验分析中的合理性及其地位。

我国总量生产函数估算

本文在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要素按边际产品偿付和中性技术进步三大假设条件下，采用索洛余值法，首先求出1978-2004年我国技术变化，在产出剔除技术变化的情况下，发现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存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曲线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估算出了我国总量生产函数的表达形式。

经济增长的逻辑:一个总量的成本—收益方法

根据市场经济的"不完全市场"的经验逻辑形态,对经济增长的过程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即经济的"总量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框架。问题的关键部分是把经济的总量成本函数和总量成本决定因素引入经济增长理论,取代总生产函数和总产出决定因素作为经济增长分析的基础。与基于单一产业模型的规模收益递增假设不同,模型假设是:规模和可变比例的收益递减是经济的结构化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换言之,产业形成和产业维持所实现的成本收益均衡过程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生产企业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因素中的计算方法——生产函数法在上海高桥石化公司的应用

科学技术发展,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市场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价格等的相互影响,探讨新技术革命的经济规律,特别给予定量分析,成了当代经济学的重要课题。国外,甚至有的经济学开拓了以研究技术进步的经济领域,称之为“技术进步经济学”。技术进步的经济学研究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研究技术进步的宏观影响,分析工具主要采用总量生产函数计算,我国经济学界的定量分析大致属于这一类。

生产函数的适用性及其变量测度问题研究

拟合模型并对模型进行分析是近年来经济类论文的一大特点,其中在宏观经济研究中运用生产函数模型不胜枚举。近日,笔者搜索《中国学术期刊网》,从1999年到目前,其中主题为'生产函数'的就有两千多篇,这些论文涉及经济增长、金融、信息、产业结构。

地区教育非均衡发展实证研究

我国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研究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有利于解释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有利于制定正确的教育发展政策,提高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缩小地区间教育水平的差距。本文研究发现,地区教育水平增长受教育资源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如人均GDP、人均教育事业费、人均可支配收入、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等。

收入差距对宏观指标的影响研究:理论、方法与数据

收入差距是影响宏观指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其影响机制及计量分析方法有待进一步深化拓展。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基尼系数的宏观总量函数,严格论证了收入差距影响宏观指标的理论机制。基于宏观总量函数,推导出收入差距的宏观总量损失公式和收入差距变化对宏观总量指标变化影响的差分公式。利用1996~2010年中国的宏观数据计算表明:收入差距导致居民总消费平均损失率为2.68%,导致国民福利平均损失率为8.66%,收入差距扩大对居民消费率下降的贡献率为3.18%,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贡献率为14.98%,对国民福利增长的贡献率为-8.08%。

基于“六普”的泰安市人口现状分析与发展预测

本文以泰安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资料,绘制了2010年人口金字塔并分析了泰安市人口结构现状,进而以人口总量函数预测和人口总量因素预测法对泰安市2010-2020年间的人口总量进行短期预测,从而明确泰安市人口所面临的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

制度变迁的度量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国1952—2006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测算1952—2006年制度变迁因素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在长期中,加入制度变迁时间趋势因素的C-D函数表明,资本、劳动、制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制度对于产出有高度显著的正向作用,引入教育变量后,资本、劳动、教育、制度与产出之间也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情况下,制度因素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出增长0.15个百分点(Prob.=0.0262)。若以改革为界分两阶段进行分析,1952—1978年,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起作用有限,而1978—2006年,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