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存目补正

本文据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其集部总集类存目提要中存在的某些讹误与疏漏之处分别进行补正,凡得十一则。

《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存目讹误考校8则

本文据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其集部总集类存目提要中的某些讹误与疏漏之处分别进行考证、订补,凡得8则。

《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存目订补

据中华书局1965年据浙江刻本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其集部总集类存目提要中存在的某些讹误与疏漏之处分别进行考证及订补,凡得十七则。

《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提要辨正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一百六十五篇总集类提要经前人考辨者达一百二十八篇,然局部性、选择性考辨视野下所遗留的尚需澄清之问题,在集部总集类提要中普遍存在。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对宋及宋前四十一篇总集类提要文本进行考辨,正其讹误,还原事实,共得相关结论一百一十三条,其中辨析“《文苑英华》为宋白领衔修纂、《江湖后集》提要中漏记吴仲孚”两条为补充胡玉缙先生之研究成果,其余均为首次提出和考辨之结论。思路上,以提要和总集类作品在文本、事实方面存在的差异为切入点,发现、提出和辨正相关问题。材料上,对四库底本文献如《文选颜鲍谢诗评》《吴都文粹》《江湖小集》《古文集成前集》等的运用,为提要考辨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献视角。

从著录体例看《隋志》总集类之成因及相关问题

从著录体例的角度来看,《隋书·经籍志》集部采取了著'杂'于末的著录体例,亦即将整个集部之'杂'书著录于整个集部的末尾,也就是形式上著录在了总集类的末尾。以萧该《文选音》、刘勰《文心雕龙》等为界进行划分,可将整个总集类划分为两段:前段为其原本之总集,包括《文选音》、《文心雕龙》等在内的后段则为整个集部之'杂'书。据此可知:《隋志》原本之总集并不杂乱,所杂乱者只是著'杂'于整个集部之末的'杂'书;《隋志》所认为之总集,只包括那些与挚虞《文章流别集》类同,兼收诸体的集子,除此而外者均非总集;单一作者的作品及单篇作品,只是形式上著录于总集类中,其实质只不过是整个集部之'杂'书,与《隋志》原本的总集之间并无直接之联系,据之论述所谓的文学史意义等无实质的意义。研究古典目录相关问题,或利用古典目录研究相关问题必须充分注意到其体例上的特点。

附庸、独立与背离:唐宋书目中文论与总集类关系演变

在明以前书目中,文论与总集类之间显示出由合而离、渐行渐远的动态趋势。因兼具选本与评论的性质,在《七录》与《隋书·经籍志》对集部确立之初,文论著作即附庸于总集;《古今书录》中文论著作开始与选本相区别,《新唐书·艺文志》则在总集类下设立文史类三级类名;在宋初《三朝国史艺文志》中,文论著作始得以脱离总集类,与史评著作共同独立为文史类,但也造成史、集著录标准的混淆。与此一著录标准形成对立的是,《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将诗论、诗文作法等著作移至小学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复取消文史类而将文论著作附于别集类,则使文论与总集类之间的关系完全消除。另一方面,随着选本中评点的加入,文论与总集又再次发生关联,但已无法撼动文论的独立地位。

论清代宗族类总集的概貌与特征

清代宗族类总集的编纂高度繁荣,可谓当时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学、文化现象。通过对清代宗族类总集的概貌和特征初步梳理可以看出,清代宗族类总集不仅数量惊人、分布范围辽阔,而且在亲属关系、作者身份、著述形式等方面也复杂多样,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清代宗族文学的高度繁荣,以及宗族文人群体的大量兴起与自觉意识。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提要獻疑

《四庫全書總目》是中國古代集大成的目録學著作。今以中華書局整理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爲底本,參校浙本及各家分纂稿,並採用《總目》著録之典籍與提要徵引之原文獻,就集部總集類提要進行考校,凡前賢已訂正者從略,共校正各類訛誤五十二則。

《文选·诗》杂拟类刍议——以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为例

《文选》特立“杂拟类”有三方面的原因:时代风气、《文选》的编辑宗旨和拟作本身的突出成就。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不仅在“杂拟”类中有特殊地位,而且与《文选》诗的分类也有很大关系。《隋志》将《江淹拟古》归入“总集类”乃因其兼具“总集”之形态与功能。

宋人选宋文类目与宋代精英阶层的知识世界--以《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为中心

今存《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各本,均出“庆元三年眉山书隐斋刻本”,但残存部分各有不同。海源阁藏本存一百九十七卷,是现今存世的体量最大、最完整的残本,但其卷次均经剜改,增加了使用难度。通过与上图本、北大本、国图本对比,可以恢复大部分被剜改的卷次,部分阙卷的内容也可推知。此书所收对象为宋代知识精英,所选内容是他们“立言”的核心部分。分类录文的方式同于类书,事实上是一种对知识的分类管理,从中可以一窥宋代精英阶层的知识世界。这一知识世界显示出不稳定的、紧张的状态,是处在“唐宋转型”过程中的真实写照,远较类型化的“宋型文化”更为丰富多彩。

明刻四种丛编本汉人集考论

以司马相如、冯衍、班固和张衡四人集为例,考察各集原本(主要是唐本)的旧貌,揭示校勘整理汉魏六朝人集不宜单纯依据丛编本,还需爬梳其原始文本资料。司马相如集的校勘表明选择丛编本作为参校本仍有其必要性。南朝隋唐时期存在文人赋作注本的单行本,推测因具备两人共同创作的文本属性而入"总集类"。

“四库学研究”栏目主持人语

本期发表的三篇论文以考证为主。西南大学文学院张金锋《〈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提要辨正》、上海中医药大学杂志社吴庆晏《〈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提要讹误举隅》属于考证之作,其对象分别涉及集部之总集、子部之医家,考证相关著作提要达数十则,既有原创性考证,也有对前人考证的归纳和补充,各具特色。其中张文著力尤深,“对宋及宋前四十一篇总集类提要文本进行考辨,正其讹误,还原事实,共得相关结论一百一十三条”,用功扎实,往往能正本清源,在《总目》考证方面做了较大的拓展,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隋志》总集观念

《隋志》总集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将"总集"与"总集类"区别对待,这有助于廓清以往关于《隋志》总集的模糊认识。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以例称善,《隋志》标举其为总集之轨则。《隋志》"总集类"只是以"总集"之名提其纲,并非全然总集。《隋志》总集类的性质和著录范围可从《唐六典》、《旧唐志》中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