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犯罪早期化介入的正当性根据

恐怖主义犯罪早期化介入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与正当性根据。从现实背景来看,恐怖主义犯罪早期化介入,既是因应国际国内反恐现实需要进行的针对性立法,也是对世界经验的回应;从刑事政策考量,坚持"以严为主"、"打早打小"的反恐刑事政策,既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在要求的体现,也是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反恐协作的重要表现;从理论来源看,风险社会及其风险刑法观为恐怖主义犯罪早期化介入提供了现实和理论基础;从理论基础来省察,二元行为无价值论为恐怖主义犯罪早期化介入提供了证成的理由。

恐怖主义犯罪早期化介入的正当性根据

恐怖主义犯罪早期化介入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与正当性根据。从现实背景来看,恐怖主义犯罪早期化介入,正是因应国际国内反恐现实需要进行的针对性立法,纾解先前立法上的困境,也是对世界经验的回应;从刑事政策考量,坚持"以严为主""打早打小"的反恐刑事政策,既是"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内在要求的体现,也是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反恐协作的重要表现;从理论来源看,风险社会及其风险刑法观,为恐怖主义犯罪早期化介入提供了现实和理论基础;从理论基础来省察,二元行为无价值论为恐怖主义犯罪早期化介入提供了证成的理由。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恐怖主义犯罪刑法规制与完善

恐怖主义犯罪作为非传统安全的"突出代表",已成为具有足以破坏人类生存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罪魁祸首。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将恐怖主义问题列为非传统安全问题,要求兼顾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保障人民利益。近年来,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在全球传播与蔓延势头仍在发酵,这也使恐怖主义犯罪的刑法早期化介入具有正当性,迫使刑事立法变革,符合刑事政策要求。坚持问题导向,从规制方式的预防性、规制内容的周延性、法益保护的前置化三个面向进行评价。当前,需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从宏观上构建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综合防控治理体系,从微观上通过立法应对恐怖主义的危害。完善中国反恐刑事立法之相关规定,科学配置恐怖主义犯罪"行刑衔接",强化反恐国际合作相关刑事立法之具体路径,以期为维护国际安全形势稳定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为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提供法律遵循,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刑法修正案(九)》的犯罪化立法问题

《刑法修正案(九)》的犯罪化立法中存在刑法介入早期化、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的方向问题,值得研究。无论是否赞同风险刑法理论,都应该肯定刑法介入早期化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但应当将刑法介入早期化控制在造成大规模人身伤亡后果、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犯罪类型之内。不应普遍降低乃至取消入罪标准而对行政违法行为实行大规模犯罪化,但应对那些侵犯公民人身与财产权利、危害公民切身利益的行政违法行为中危害比较严重情形进行犯罪化,对于那些扰乱秩序、危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违法行为,尽管不能完全否定实行犯罪化的必要性,但应当慎之又慎。

恐怖主义犯罪立法中的行为无价值与正当性

恐怖主义犯罪立法中的预备犯、举动犯、持有犯等体现了现代风险社会刑法的活性化、法益保护早期化与反恐法网的严密化,立法理念逐渐由结果无价值向行为无价值转变。重视规范机能和积极的一般预防的行为无价值在其视角转向行为背后的重大法益时取得了正当性的依据,其比结果无价值更具有生命力。恐怖主义犯罪立法上的表述与行为无价值理念相吻合,确保了严密的反恐刑事法网,故在司法上应该以二元的行为无价值以及《刑法》第13条"但书"为指导,确保法律反恐的递进性以及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相对平衡性,这个神圣的天平应该是"倾斜"而不是"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