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中恐慌性谣言的网络情绪传播及其应对之道

根据情绪感染程度、情绪疏导效度等因素,恐慌性谣言的传播层级可分为轻度级(Ⅳ级)、警示级(Ⅲ级)、严重级(Ⅱ级)和危险级(Ⅰ级),最后常常演变成盲从式、偏见式、抵御式和暴力式四类恐慌形式。网民的谣言情绪传播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组织情绪疏导的效度,而有关组织情绪疏导的效度则取决于其对于网民情绪性传播谣言行为的重视程度与了解程度,以及网民对有关组织的信任程度,两者情绪博弈的胜负则取决于双方沟通的结果。应对突发事件中恐慌性谣言的网络情绪传播,要以网民的关切为导向进行共情化信息传播,促成建设性的风险意识;在共情对话中达成话语平衡,提升网民的群体效能感;在合作中建立积极信任,推动网络共识,实现负面偏好的正向转换。

恐慌性谣言传播议题历史流变之辨析——基于政治、灾祸和人身侵害等主要涉及层面的考察

考察恐慌性谣言的传播历史,从政治、灾祸和人身侵害等主要涉及层面探索其传播议题的流变。研究发现,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政治层面的谣言议题从政变恐惧走向新政恐惧,其传播面向底层化;灾祸层面的谣言议题从灾异恐惧走向风险恐惧,其传播内容日常化;侵害层面的谣言议题从鬼怪恐惧走向陌生人恐惧,其传播主角具象化。经过剖析谣言议题的传播转向,研究认为,现代恐慌性谣言的意义建构更复杂,是一种主体性强的群体话语实践;现代恐慌性谣言的文本隐喻更深刻,折射出加速社会的本体性安全危机;现代恐慌性谣言的工具价值更突出,包含着民众趋利避害的特殊期待。基于现代恐慌性谣言的传播范式,本研究提出相应的消解建议。

突发事件中恐慌性谣言网络传播的影响因素及治理启示——基于2015-2019年间15起典型案例的扎根研究

恐慌性谣言的网络传播是突发事件中的显著问题,研究其影响因素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点。利用2015-2019年间发生的15个典型案例,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抽取出影响恐慌性谣言网络传播的主要因素,在结合故事线的基础上,建构相应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显示,恐慌性谣言网络传播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四个:信息供需因素、文本的高唤醒因素、本体性安全因素和防护型情绪感染因素。因此,治理相关谣言的对策要注重不确定性的消解、加强信息的文本情感特征识别、增强网络用户的自我效能感、促进网络对话并提升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