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公司恢复与处置计划研究

全球金融危机后,为解决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问题,将恢复与处置计划纳入新的监管体系,明确危机处置损失分摊机制,降低其破产对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增长的冲击。银监会下发的《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中,将恢复与处置计划引入信托行业监管体系,信托公司制订恢复与处置计划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风险管理、系统建设,以及加快业务转型。

民营银行“恢复与处置计划”的理论基础与完善路径

制定"恢复与处置计划"是设立民营银行的一项基本要求。本文运用立法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论证了民营银行"恢复与处置计划"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分析表明,目前"恢复与处置计划"存在规定较为原则、缺乏功能评估机制、市场退出配套制度不健全、披露机制不明确等不足,会制约该制度功效的发挥。在此基础,本文提出通过制定"恢复与处置计划"框架及指导细则、加强"恢复与处置计划"与地方政府风险处置机制的对接协调、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配套制度建设以及健全"恢复与处置计划"信息披露机制等,改进优化民营银行"恢复与处置计划"制度。

欧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危机后,各国和国际社会都意识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对金融体系运转的重要性,为维护金融稳定,防控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经营失败带来的风险,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国际组织认为各国应建立“恢复与处置计划”框架体系。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已先后通过制定法律或指令来规范“恢复与处置计划”的制定和评估工作。我国也高度重视此项工作,特别是在包商银行事件后,发现在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本文梳理了欧盟、英国和美国在建立SIFIs风险处置机制的相关实践,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提供参考。

论金融机构的“生前遗嘱”制度

"生前遗嘱"制度是次贷危机后国际社会为解决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问题而推出的一项崭新法律措施,是指金融机构以自身面临倒闭为前提事先提交"生前遗嘱",处置当局以此为基础制定并在必要时实施处置计划,以促使机构恢复日常经营能力,或者实现部分业务功能分拆或机构整体有序关闭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强化金融机构内部治理机制,规范分拆或重组;建立管理信息系统,促进信息共享;构建危机处置损失分摊机制,实现稳健处置。

问题银行治理的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路径研究

美国、日本、英国等国的问题机构治理机制相对完善,有较为清晰的问题银行判定标准和完善的早期干预机制,对系统重要性机构均有相应的恢复制度安排,处置方式也较为市场化,且处置效率进一步较高.相比较而言,我国问题银行治理实践较少,对问题银行的判定、早期干预机制尚不清晰,国内系统重要性机构的恢复与处置计划也尚未全面建立,处置方式的多元化和市场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鉴此,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优化问题银行治理机制:明确问题银行的判定标准;形成完整的问题银行治理机制流程体系,明晰监管主体职责;扩大恢复与处置计划的覆盖范围,提高银行自救能力,丰富政府救助工具箱;丰富处置方式和提高处置的市场化程度,探索成立问题银行处置基金.

金融稳定法的制度逻辑与规则优化

金融机构、金融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金融监管机构对于出现危机的金融机构,不能像对待普通企业那样,任由其淘汰出局,而应有一系列特殊法律制度安排。这些特殊安排主要体现在《金融稳定法》(草案)中。《金融稳定法》(草案)的重要立法目的是建立科学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处置机制。建议《金融稳定法》(草案)进一步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建立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抓大放小,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扩大存款保险管理机构职能,明确存款保险机构是风险处置机构之一;引入控制人责任,以增强金融公司治理的独立性;进一步落实追赃挽损的主体责任。

问题银行的判断与破产早期干预机制

由于银行具有很突出的外部性特点,破产的外部负效应明显大于普通工商企业,尤其是大型银行破产会带来金融系统的连锁反应,进而波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经济危机。经济学上的逻辑推理与经济发展史上的大量案例,都可以佐证上述判断。从实践来看,当银行面临技术层面或经济意义上的破产风险时,政府往往会不惜成本采取注资、再贷款、信用担保、购买资产等救助手段,不会动辄实施破产清算。另一方面,政府救助预期形成的银行"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以及纳税人为商业银行过度风险行为负责也被广为诟病。为有效平衡银行破产的风险和成本,应着眼于提升银行体系整体竞争力和金融市场运行效率,通过完善银行破产立法、实施前瞻性的宏观审慎监管、改进"坏银行"救助手段和措施、优化银行微观层面治理,建立防范银行破产风险的多道防线,对银行破产风险进行层层拦截和有效缓释,将残余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从国际实践看,金融危机之后一套以预警和前瞻性管理为核心的"坏银行"预防、化解和有序退出的银行破产风险治理框架已初现雏形。完善银行破产风险治理和金融风险基础设施,既是当下中国金融改革的题中之意,也是下一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压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