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肤色:恩古吉·提安哥小说中的土地叙事

作为目前东非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恩古吉·提安哥在系列作品中持续聚焦土地议题:欧洲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使得非洲的土地问题政治化和种族化了,土地具有了“黑”与“白”的属性,它与权力、自由、文化、身份、民族和家园等问题深度缠绕在一起,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茅茅起义”的核心诉求就是夺回土地,重获自由,试图将土地问题再度政治化和种族化。肯尼亚独立之后,土地问题没有走向或“黑”或“白”的极端,而是实现了“黑”“白”共存的局面。恩古吉则在政治高压下流亡海外,认他乡为故乡,但他对土地、家园的关注并没有停止。无论是描述祖传之地、失陷之地还是自由之地,他都把它们置于彼时彼地的历史语境中,深刻揭示出土地问题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文化认同、西化教育和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恩古吉·提安哥:流散者的非洲坚守和语言尴尬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非洲文学的创作究竟使用前宗主国的语言还是本土语言一直是个热点话题。语言作为自我身份认同的标识之一,选用何种语言就表明认同何种身份。恩古吉·提安哥既捍卫部族语言,又把用本土语言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前宗主国语言,这种前后不一的矛盾情形恰好说明其在主体性身份认同上的两难处境。在西方文化和非洲文化这两种并非势均力敌的异质文化的双重塑造下,恩古吉的主体性是破碎的、不完整的。他通过语言观和系列作品所展现出来的抵抗性姿态只不过是重构完整的主体性的一种努力。

“约翰”的困境:《暗中相会》中的主体性重构

作为殖民地的臣民,“约翰”在两种并非势均力敌的异质文化的张力下犹疑不决,不知所措,“是”其所“不是”,他的“身体”被“瓦解”了。作为肯尼亚的公民,“约翰”那分裂的“身体”尚未完全弥合,又遭到新殖民主义和专制独裁的压制。如何重构这遭到瓦解的“身体”,如何获得真正的主体性是恩古吉·提安哥反殖民和去殖民的核心目标。但是,无论是用本土语言替代殖民语言,用本土教育取代殖民教育,还是联合工农群众反抗新殖民主义,都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可以说,在后殖民的语境下,恩古吉·提安哥置身于“他者”营构的阵营中反抗“他者”,借用“他者”的武器回击“他者”,尽管能够显示出抵抗的姿态,效果却并不理想,反而进一步“彰显”了“他者”。这是一个结构性难题。实际上,“约翰”的困境就是恩古吉·提安哥的困境,也是众多非洲作家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