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侠义小说的恩报观念

唐朝崇侠慕侠的心理倾向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出现了大量描写侠义行为的作品，其中在有些侠义小说中宣扬封建的恩报观念，一方面是由于唐代侠义小说是在继承传统丈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与唐朝的科举取士有关。这种恩报观念是封建丈人迎合统治者的一种表现，带有极强的封建奴仆意识。

唐代主臣“恩报”探究

主臣关系作为古代政治生活的重要关系,广受学界关注。中古时期,主臣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士人"忠君"的对象不仅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还包括其直接从属的上级,主臣关系的核心是"施恩"与"报恩"。士人面临着"二重君主"的冲突,"地方之主"的人伦顺序常常优先于"中央之主"。这一变化不仅受到"家""公私"等先秦时期既有观念的影响,又与不同时期政治制度的影响有关。以唐代府主与僚佐、皇帝与近臣、座主与举子三组关系为例,探讨唐代主臣"恩报"关系在政治生活中的实际运作及影响。

以恩报怨,受伤女人大义收养情敌遗孤

原本是个很俗的故事，因了一位受伤害女人大义凛然收养情敌的遗孤，才使得这个故事有了一点儿亮色。一花心男人夺了朋友妻１９９３年８月，刘洪拥别妻子秦大春，踏上了通往广州的火车。那时的刘洪只有一个心愿：多挣钱，让妻儿安心在家享清福。踏进深圳龙岗一家合资玩具厂...

论“三言”中的恩报观念与“道德宿命意识”

在雅文化层面的儒家道德意识的影响下,恩报观念主要有施恩不望报和受恩必报两种恩报原则,这在"三言"中多有表现。但"三言"作为俗文化层面的文学代表,底层民众的功利主义和主客观的双重柔弱等决定了其恩报观念更多的是受到俗文化层面"道德宿命意识"的支配,对恩报难相继、德福不相配的现实予以扭转,形成了俗文化层面的道德宿命的恩报观,如恩报必相继、施恩报恩必有赏、忘恩负义必有罚等。依照所依靠的外界力量的不同,其恩报模式可分为五类,其总的心理特质是功利化、宿命化和宗教崇拜式的期待、验证等,此恩报观进一步表现在历史恩报故事中。"三言"中部分篇目的恩报观念中道德宿命的成分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且更富有道德主体意识和悲剧精神,从而使其拥有了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进入"三言"第一流作品行列。

书法史视角下的四川安岳卧佛院唐代石窟刻经——以59窟《佛说报父母恩重经》为例

唐代伪经《佛说报父母恩重经》在四川安岳卧佛院第59号窟刊刻了两次,这一特殊现象同具体的经文内容、题记等供养人信息为人们了解唐代安岳及周边地区的信仰状况和研究佛法教义的传播形式提供了材料。比较分析两处刻经的不同形式和刻经风格的差异有助于揭示刻经工作展开的具体情况,其中书刻水平较高的创造者留下了精美的书法遗迹。参考现存的敦煌写本,可见写与刻之间的区别,石刻本甚至可作为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巴蜀唐代楷书作品。整个卧佛院刻经兼具重要的宗教历史、社会风俗和文化艺术等价值。

何以报君恩——《建中靖国续灯录》中的政教关系想象

北宋成书的《建中靖国续灯录》构建了一幅和谐的政教关系想象:皇帝运用世俗权力推动佛教的传播,臣子作为中介帮助皇权延及佛教,僧人则积极地用佛法来增加皇帝在尘世的权威和利益。在这样的结构中,佛教完美地融入了此世的政治权力框架。这种政教关系想象代表了不断接近世俗权力中心的汴京禅宗面向皇权的自我呈现,是宋代禅宗在世俗化过程中对“佛教祸国短祚”这一指控的集中回应。总结这一想象的特点,历史地分析其成因及影响,有助于我们从佛教的视角进一步认识其融入中华文明的过程,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佛教中国化的机制。

从甘博藏《报父母恩重经变》看唐、宋洗儿风俗

"三日洗儿"是我国育儿风俗之一,包含洗浴、赠赏、宴乐等内容,主要是为小儿祈福,保健因素较多,对于体质弱小的婴儿来说,则是一种考验。这一风俗至迟在唐贞观初年就已出现,到开元时已基本定型,此后盛行不衰。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所出的《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部分再现了唐、宋时期的洗儿情景,为研究唐、宋洗儿及其仪式提供了极为丰富可靠的形象资料。洗儿风俗的盛行有其合理因素,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渗入了一些消极、落后因素,比如奢侈、夸富之风等,渐渐背离了洗儿礼的本质,也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例

《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大藏经题署“失译,附《后汉录》”。学者通常把它当作东汉语料来用,值得商榷。本文尝试从语法(判断句、被动句和疑问句)、词汇(一般语词和“～切”式复音词)的某些角度,对其翻译年代进行推定。本文认为,《大方便佛报恩经》所反映的语法词汇面貌与可靠的东汉译经不同,应该是魏晋以后的译经。

甘博藏敦煌绢画《报父母恩重经变》内容新探

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绢画北宋淳化二年(991)《报父母恩重经变》,自上而下绘出过去七佛、弥勒降生于转轮王国、报父母恩重经变和比丘尼戒行的邈真并題赞。画面上关于七宝中的珠宝、藏宝、马宝的榜书有误。施主制作此画的目的是为了歌颂和纪念比丘尼戒行。

俄藏黑水城汉文《报父母恩重经》卷首画解析

黑水城文献中出土了汉、夏本《佛说报父母恩重经》《父母恩重经》等残卷,仅在汉文本TK-119和TK-139残经卷首保存有卷首画。卷首画是经文内容形象而生动的体现,更具视觉效果,为推动佛教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结合残存经文对俄藏黑水城汉文《报父母恩重经》卷首画内容进行解析,并与敦煌壁画、绢画和大足石刻浮雕进行比较,探究黑水城卷首画与其他变相的不同之处和特色。

从甘博藏《报父母恩重经变》看唐宋出行风俗

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北宋绢画《报父母恩重经变》以说法图、经文和连环画相结合形式表现父母养育之恩及报父母恩内容的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唐宋时期敦煌一带民众的出行风俗。其出行之畏远行、出行折柳,无不昭显着儒家礼义思想和佛教福田思想。

仇将恩报

一直到火车都到站了,林天虎和他的两个老乡还在口口声声不停地骂着他们的老板张阿金。说起来,那个名叫张阿金的老板也实在该骂——林天虎他们背井离乡,辛辛苦苦地给他打了一年工,可临到回家过年的时候,他竟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最后还干脆采用了东躲西藏、让你见不着他人影的办法,硬是扣着他们每人一万元的工钱不发!

甘肃省博物馆藏《报父母恩重经变》研究

本文对甘肃省博物馆藏的《报父母恩重经变》的内容和历史背景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认为这类作品的出现是佛儒斗争交融的产物,与当时敦煌地区特殊的政治背景有关,并且对五代及两宋的四川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甘博藏《报父母恩重经变》之文化融合研究

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北宋绢画《报父母恩重经变》,以说法图、经文和连环画相结合的形式表现父母的养育之恩,时刻显示出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之间的融合。孝敬父母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它出现在佛教题材中时,便体现了儒释文化的融合,体现出中国人开始从直线型生死观向圆形或环形轮回生死观转变。

一生报主恩

圣血洁众蘖，基督住我心。脱去情欲锁，卸下重担轻。

北宋《报父母恩重经变》图轴

北宋《报父母恩重经变》图轴林健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北宋绢本《报父母恩重经变》图轴，１９９６年９月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为国宝级文物。《报父母恩重经变》图轴，纵１８２厘米，横１２７厘米，是根据唐人伪经《佛说父母恩重经》创作的大幅绢本经变...

宋代《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所见敦煌社会习俗探析

甘肃省博物馆藏宋淳化二年(991)《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所描绘的人物、场景均取材于现实生活,生动再现了宋代敦煌地区民众从怀孕到养育子女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可谓一幅关于当时敦煌地区社会生活和民俗风情的生动画卷。通过对绢画内容的解读,可以了解到千年前敦煌地区关于生产、洗儿、哺育等育儿风俗,以及为死者邈真的丧葬风俗。由此得知,在佛教信仰氛围浓厚的敦煌,人们的日常生活已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至深。

传统法律中的服制话语探究

"服制"是"丧服制度"的简称,是指逝者的亲属按照其与逝者血缘的亲疏关系,穿戴不同丧服和守服一定丧期的制度。服制是一种话语,以人为拟定的方式确定了亲属集团的范围边界,及其内部的从属关系。该话语以恩报作为核心理念,强调了卑属对于尊属的遵从顺服义务,强化了宗族集团内部的尊卑秩序。在移孝为忠以及义服制度的语境下,服制也强调了一般民众对君主的遵从顺服的义务,服制话语影响到中国古代刑事法律与民事财产制度,并且,其恩报理念成为维护君主权威最为广泛的正当性基础。

从语言角度看《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时代

《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是一部失译经,旧附后汉录。本文从词汇、语法方面对《大方便佛报恩经》进行考察,认为这部经不是东汉译经,它和东汉其它译经在语言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其具体翻译年代当不早于三国,其中不少用语与西晋时期佛经的语言更为接近。

莫高窟第449窟东壁北侧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辨析

有学者提出莫高窟经变中的经架只出现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而且是判定《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特定标志,从而认为第449窟东壁门北有经架画面的《报父母恩重经变》应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本文对第449窟东壁门北是否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进行了辨析,并说明经变中的经架并非判别《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唯一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