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息讼制度的三重维度及其现代启示

息讼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重要文化遗产,在维护社会和谐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考察中国古代息讼制度,儒家的礼之用、和为贵,道家的无为而治,法家的定纷止争是其理论来源;先秦时期的式微与萌芽、秦汉时期的形成与确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成熟与发展、宋元明清时期的完备与繁荣是其历史嬗变图景;防范争讼、依礼息讼、调解止讼是其实践运行方式;践行“以和为贵”的理念,把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完善中国特色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其蕴含的现代启示。

明清徽州乡村息讼观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明清时期,在礼俗传统的影响和规制下,徽州宗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息讼思想。针对当地常见的土地归属类、户婚财产类以及墓地侵占类等纠纷矛盾,徽州宗族秉承息讼观念,主张一方面通过家规、宗规等民间规约来约束宗族成员的行为活动,形塑其礼让精神,使其行为能够符合礼俗传统,藉此预防纠纷矛盾的发生;另一方面则强调在宗族内部成员之间或宗族与宗族之间出现争执时,矛盾双方应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根据当地的习惯法来化解彼此之间的问题。在这套息讼思想的影响下,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形成了颇具自治特色的社会纠纷化解机制,对当地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和合息讼”融入公安执法的实践路径——以J省N市H区为样本

“和合”“息讼”传承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文化内涵不仅在近代法治中得到继承,至今仍对新时代法治建设发挥着重要影响。由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部分组成的调节机制与“和合息讼”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从J省N市H区公安分局侦查阶段的轻伤害案件的实证研究可见,轻伤害案件通过刑事和解能给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被害人和社会影响等多个维度带来正面效果,但也存在不足,需要从健全刑事和解的配套实施制度,完善社会救助机制,建立专业的刑事和解员队伍,建立合理的赔付标准和多样的赔付方式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宋代的民事息讼——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考察中心

宋代民事息讼在司法中运用之广、方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主要类型有:化解纷争的财产息讼、辨析伦理的人伦息讼、敦厚宗族的立继息讼、和睦家庭的婚姻息讼。在息讼中,宋代司法官吏追求民事诉讼的终结,采取了整体性的审判思维,灵活运用息讼方式化解各种民事纠纷。宋代富有特色的民事息讼方式在完善民事诉讼程序、保护民事权利、缓解家庭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传统中国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与实现路径:“息讼”与“教化”

中国古代有关"户婚田土钱债"的民事纷争被称为"细事",但因其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在民事诉讼中地方官员对这些纷争仍然十分重视。科举考试的科目设置使得官员"入仕"前主要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这对其在民事诉讼中追求"中和"、"无讼"的理想价值取向有重要影响。"息讼"的思想根基来源于儒家的"中和"、"无讼"理念,同时也是官员为了减少讼累的现实需要。在传统民事诉讼中,地方官员在调停或判决的过程中都会自觉地用教化的方式追求"息讼"的实现。

古代息讼之术探讨

在“非讼”意识的支配下，古人认为诉讼是一种导致不安定的因素，因而千方百计予以平息。本文归纳了中国古代司法官吏最惯常使用的几种息讼之术，即拖延、拒绝、感化以及设置“教唆词讼”罪。这些内容揭示了古代诉讼，尤其是民事诉讼的价值被曲解的基本事实。

和谐社会视野下以限讼、息讼达无讼的传统制度设计

中国古代诉讼价值取向引导着各项诉讼机制的建构,规范着各种诉讼活动的进行,并支配着人们的诉讼心理和诉讼观念,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以限制诉讼、平息争讼而致无讼的制度设计。无讼所包含的和谐思想是中国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在矛盾纠纷多发的当代社会转型期具有对利益进行调和与平衡、对社会动荡和混乱进行校正与修复的功能。应挖掘无讼观念的合理性,寻找传统观念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影响。

中国古代实现社会和谐的法律途径——以“戒讼”、“息讼”为主线的探讨

实现社会和谐是中国古代无数先贤意识深处挥之不去的梦想。为实现这一梦想,他们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不懈的努力,其中在法律方面探索得出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从立法上"戒讼"和司法上"息讼"。他们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不仅对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起了明显的作用,同时也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和深刻的警示。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现代启示——以李陈玉的息讼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念的重要来源之一。作为"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乐礼善学、尚中贵和"思想的集中体现,"无讼"是古代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息讼是官员们实现这一理想境界的重要策略。通过考察李陈玉在嘉善知县任上的息讼实践,分析古代地方官员息讼的基本方式及其背后原因,有益于深入认识中华民族特有的司法文化基因和价值理念,以期为响应十九大号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结合时代条件,探索当代治国理政有效途径提供有益启示。

传统“息讼”宣教的现代性启迪

礼法结合、德刑并用,是传统中国的基本治国方略。保持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首先要极大限度地防止或减少社会纷争,"定分止争"也就成了礼法功能的主要外在体现,"息讼"宣教则自然成了实现"定分止争"的首选方法,它可以将一切纷争消弭于未然。于是,国家、民间及宗教等均成了"息讼"宣教的主要领域,它们融道德教化、普法宣传于一体,形式丰富多样,民众喜闻乐见,诘屈聱牙的法规条例,变成朗朗上口的息讼"段子",使民众进脑入心。过于强调忍让息讼,固然会抑制个体权益的张扬,淡化法治意识;但过度主张个体权益,也可能导致整体权益的折损。许多情况下,个体让渡出部分私权,可维护整体权益的完整;整体权益的完整,可能福惠更多的个体,有助于在个体权益与整体权益之间保持最大平衡,时至今日,仍不失其一定借鉴意义。

论人治、息讼和宗族意识对法治观念形成的消极影响

法治的建立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法治观念的形成尤为重要,是建立法治的民众基础。笔者试图通过对封建传统文化中对法治的建立起制约作用的人治、息讼和宗族意识的分析,以引起民众的普遍关注,从而自觉抵制封建残余思想,加快法治的进程。

中国古代官箴书中的息讼思想探析

中国古代官箴是以一种劝诫文体表达出来的为官之道。官箴文献多种多样,不但可以劝导官员清正廉洁,也对官员的实际工作起到指导作用。其中,对古代息讼思想的论述有很多,也提出了具体实现息讼目的的对策,如:慎批呈词,色听为先;亲友调处,严限速结;规范代书,严惩讼棍。中国古代在息讼的制度和思想上都有很多可研究之处,本文仅从中国古代官箴书中对息讼思想的论述进行探析,可以从中发现地方官的民本思想。

试析中国传统诉讼观念——官府“无讼”“息讼”与百姓“畏讼”“厌讼”

历史的趋向和民族的习惯是一股强大的惯性。综观中国传统诉讼观念的形成流变,一直有官方的和民间的两条线贯穿于其中。"无讼""息讼"是官方的指导思想,"畏讼""厌讼"是民间的百姓心态。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引导并形成了中国传统诉讼观念。

兴讼乎?息讼乎?——对《袁氏世范》中有关诉讼内容的分析

诉讼兴盛是宋代社会转型下出现的一个显著现象。《袁氏世范》在客观评价这一现象的同时,从儒家学说根本价值观出发,用浅白通俗的话语对易于出现纷争的居家琐事进行有针对性地规劝,以期达到"息讼"这一最终目的。

中国古代息讼思想探源

中国古代息讼思想源于春秋战国,形成于汉代。儒、道、法三家的息讼思想及其传播是中国古代息讼思想之源。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农业经济对劳动力的过度需求,是息讼思想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根源。统治者对教化的推崇,对礼让止讼的赞许,是息讼思想形成的政治根源。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是息讼思想产生的内在根源。

农村息讼问题的法理解读

息讼是中国农村解决争议的主要方式,导致这一现象普遍存在的缘由,其中固然与农民自身的原因有关,但更存在着其它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本文试图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和谐”、“无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对农民解决争议的影响性,解读制约农民息讼的深层根源以增强农民法律意识,达到全面推进法制建设的目的。

中国古代息讼文化的时代借鉴意义探析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法律文化依附于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息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影响着民众如何选择化解纠纷的方式,更是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一定的指引作用。息讼文化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当今建设中国法治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近代的息讼歌及息讼的思想根源

息讼歌是中国古代社会为了达到息讼、止讼的目的,由官方和民间乡绅编写的劝民止讼、罢讼的通俗性歌谣。就其创作主体而言,可分为民创息讼歌和官创息讼歌两类。就创作意图而论,除欲达到创作者息讼、止讼的诉求外,还和官员们宣扬自身政绩、乡村宗族维护自身荣耀等不无关系。息讼观念产生的根源,囊括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深层次原因。众多原因的相互交织,催生出近代大量息讼歌的出现,而新出现的息讼歌又进一步强化了近代的息讼观念。

思想史视域下的清代调处息讼制度解析

清代调处息讼制度在清代纠纷机制解决研究体系中地位重要,得到了学界极高的关注,但既有的研究在考察调处制度的基础上关注经济层面过多,对精英群体的理念与叙述过多关注,忽视精英秉持的意识与民众意识之间的关系。因而,在对既有研究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将清代调处息讼制度整体纳入思想史的视角之下,意在体现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文章从历史基础溯源、社会结构基础及思想文化考察三个角度为出发点,并着重考察在传统社会中生成的调处息讼意识是如何由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向普通民众间传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