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当自然审美”与乡村理性改造--对浙江大花园的价值认知与反思

中国乡村正在被过度乃至低级艺术化所改造。浙江省实施的重大战略浙江大花园建设要取得成功,除克服功利主义取向外,还需要纠正非理性的艺术审美偏差,通过反思批判确立理性的审美立场,将浙江山水的审美特征和审美价值放在由认知、伦理等共同组成的整体价值体系中来考察,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进行"恰当自然审美",力求实现审美效应正向化、最大化,使居、业、游功能全面提升。居的方面以生态安全和生活便捷为建设原则,业的方面以生态型和创意型为建设原则,游的方面以原生态和源文化体验为建设原则。

博物学:恰当自然审美的必要基础

国内博物学提倡者为博物学描绘了三副面孔:自然科学原型、现代科学反思之参照物与生态文明教育之科普途径。立足于环境美学,我们发现了博物学与自然审美之交会点:两者共享对自然之好奇心、非功利地对待自然之自由精神,以及对自然之真和自然之美的赞赏。博物学对自然之测量、命名与分类工作实为深度欣赏自然所需的必要的前期功课。在环境美学视野下,我们可将博物学理解为恰当自然审美的必要基础和理想范式,因而我们提倡一种以博物学为基础的自然审美。博物学与自然审美的融合拓展了博物学的文化功能。

流化与新证:中国美学语境中“自然美”话语嬗变历程

自然美作为美学上的难题,一直在不断地被阐释与定义,将其放在中国美学语境中进行历时性的梳理,总结自然美的内涵义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在生态文明建设时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然美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其显隐程度在各个时期存在着差异。中国现代美学将自然美限定在“美的本质”这一问题之下,从而自然美陷入“失语”的困境。以生态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生态美学重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自然美走向自我涌现的“澄明”之路。从“自然人化”到“生态系统整体性”,自然美的含义在生态美学语境之中不断延伸。

博物学教育:自然美育的最佳途径

与艺术美育一样,自然美育同样需要认知或知识的助力。而相较于现代数理科学,博物学与审美欣赏的联系更为紧密,这不仅是因为博物学中存有大量审美文化类的信息,还因为它也建立在不假思索但富有创造力的生命体验之上。博物学知识的参与不仅能够提升自然审美欣赏的丰富性,还能保证其客观性,并能使审美价值成为环境保护的坚实基础,正因为符合恰当自然审美的要求,故而被认为是实施自然美育最有效的途径。推行博物学教育,前提是解决三个问题:关于博物学教育的内容,建议采取“必修+选修”的模式;关于其方式,建议做到“直接”与“间接”的统一;关于其参与主体,应该认识到博物学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四方通力合作。

卡尔松自然环境模式的艺术化倾向与对象性特征

卡尔松的自然环境模式是在对西方传统自然审美中的两种艺术化模式——"对象模式"和"景观模式"的批判中提出来的,但他的自然环境模式本身仍然具有突出的艺术化倾向和对象性特征。通过艺术化途径,卡尔松对"欣赏什么"和"如何欣赏"进行了排除和缩减,使得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本身的丰富性、完满性和自然性都受到了抑制。通过对象化方式,卡尔松把自然确定为对象领域,人与自然、人与环境被放置到主客体关系的框架中,成为相互分离、二元对立的东西,这使得他的自然环境模式缺乏一种真正的生态视野和生态精神。卡尔松自然环境模式的根本症结是其认识论对象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他固守主客分离的理路和客观知识的理想,并妨碍他正确地提出恰当自然审美的目标。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论可以为这种思维方式的更新提供理论支持与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