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

关于恶势力犯罪集团,在刑法中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司法解释仅仅概括为满足恶势力的成立条件,同时要符合犯罪集团的全部特征。恶势力团伙是恶势力犯罪发展的最早期状态,之后演变为恶势力犯罪集团,而恶势力犯罪集团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和萌芽阶段。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实务中,必须达成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自洽闭合,厘清其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准确区分其与一般恶势力团伙、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限,如此才能彻底取得“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最终成效。

对黑恶势力犯罪基础问题的重新审视--以共同犯罪与有组织犯罪为界域

黑恶势力犯罪追求非法控制社会的天性,决定了对其治理必然具有政治与法律双重意义。在不断完善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法律体系,推进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广度与深度的同时,有必要重新审视其间涉及的基础问题。在厘清黑恶势力犯罪与共同犯罪、有组织犯罪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明确普通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的关联与界分,重视预防刑法视域下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的刑法评价对黑恶势力犯罪治理的影响。这些问题是治理黑恶势力犯罪的基础,对其深化研究也将有助于此次专项斗争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的进一步提升。

恶势力犯罪案件侦查探析

2018年以来,恶势力犯罪案件作为一类典型的黑恶势力犯罪类型显名在司法实践中。恶势力犯罪案件属于有组织犯罪的初级阶段,与其高级阶段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有所不同,因此,此类案件的侦查也有其特殊性,应慎用侦查经营策略,根据地域或行业实施精准侦查,注意恶势力整体与个案的关系。目前,此类犯罪案件侦查存在线索发现难、措施运用难、侦查取证难、性质把握难等困境,必须采取打造专业队伍、强化基础工作、充分发动群众、灵活运用措施、重视规范取证、准确辨明性质、全面追查涉案财产、克服制度缺陷等措施,才能有效打击恶势力犯罪,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对黑恶势力犯罪司法实践问题的调研

自从中央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北京各级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惩处黑恶势力犯罪,全面推动扫黑除恶向纵深发展。但实践中,黑恶势力惩治存在恶势力犯罪集团与恶势力团伙界分难、财产刑适用畸重畸轻、“保护伞”深挖力度不足等问题。对此,应结合犯罪行为、犯罪主体与刑事责任等因素对恶势力犯罪集团与恶势力团伙准确界分;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组织学习、加强宣传等提高财产刑适用的统一性;针对“保护伞”惩治过程中存在的线索发现难、证据收集难、定性处置难等问题,提出拓展线索收集和处理路径、完善提前介入机制、加大被害人、证人保护等来实现对“保护伞”的深挖彻查。

我国黑恶势力犯罪的演变、特征及司法界定

黑恶势力犯罪早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我国,黑恶势力犯罪经历了从有到无、死灰复燃和发展变化三个阶段。进入21世纪,我国黑恶势力犯罪组织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基于实证分析,考察黑恶势力犯罪中出现的新手法及其新动向和趋势,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出当前黑恶势力犯罪对国家政治、经济领域的渗透与腐化,其违法犯罪手段也呈现出多样化、合法化以及去暴力化等特点。黑恶势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进一步上升,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危害着社会生活、经济秩序和基层政权的稳定发展。为精准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我国刑事立法应及时予以应对,为司法实践提供具体的界定标准。

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关系辨析

恶势力中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进阶过程,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有颇多相似之处,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处于高级形态的犯罪集团,因其具有更加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法》对其单独进行了规定。恶势力犯罪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组织化程度、暴力程度和表现形式、经济利益获取和分配、危害后果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司法实践中,对恶势力犯罪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要进行准确的区分,并在各自刑事责任范围内定罪处刑。

“恶势力”司法认定之解析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铲除恶势力,恶势力的认定是司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首要解决的问题,为此两院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五个规范性文件,对恶势力的惩治提出要求。因为刑事立法未对恶势力进行规定,所以恶势力的认定应当从解析规范文件着手,深入分析恶势力的内涵和特征,从而协调刑法与规范文件相关内容,实现依法严惩的司法目标。依照刑法关于共同犯罪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恶势力具有主体上的复杂性、行为上的多元性、危害上的关键性三个特征;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较恶势力更加的具体化,要求其具有组织性、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软暴力”催收恶势力犯罪的办案路径——以赵某等人寻衅滋事案为例

行为人针对债务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催收行为超过法律允许的限度,使用从网贷公司获取的债务人手机通讯录信息,滋扰、纠缠、辱骂、威胁、恐吓债务人以及与债务无关的第三方,情节恶劣,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有组织地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软暴力”催收行为,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认定标准的,应依法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在依法严惩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同时,应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妥善分层处理涉案人员。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新闻敲诈恶势力案件办理要点——以袁某厚等人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案为例

对于有组织地利用自媒体等信息网络平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以曝光负面信息或不实信息相威胁或曝光相关信息后提供有偿删帖服务等方式,多次索要他人财物或强迫提供服务、销售商品,严重侵犯他人人身和财产权利,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依法认定为恶势力组织。对于以威胁手段索要他人财物或强迫提供服务、销售商品,应当从被害方是否有涉案服务或商品的正常需求、行为人是否实际提供服务、商品服务及其对价是否合理、主观目的和侵害的法益等方面准确区分认定为敲诈勒索或强迫交易。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主要体现为组织规模、存续时间、层级结构、纪律规约等方面。'人数较多'为组织特征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短时期内成员频繁变动的,不符合'骨干成员基本固定'。较之《2018指导意见》《2015座谈会纪要》对存续时间起点的限制规定更加合理。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结构模式多为刚性层级与授权型层级。违法犯罪活动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较之有形暴力,软暴力与组织特征联系更为紧密。非法控制特征对组织特征具有制约与补充作用。行为人因特定纠纷聚集在一起且聚集频率较低,不属于'经常纠集'。恶势力犯罪集团内部开始出现明确分工与安排。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的纪律规约是其区别于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一大特征。

跨境网络裸聊敲诈案件办理实践及思考——以洪某都等人敲诈勒索案为例

对于仅以线上有组织地利用信息网络点对点实施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具有一定隐秘性、尚未对被害人亲友等周边人群形成滋扰威胁、尚未达到严重破坏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的,可以根据其胁迫手段、受害范围、后果等因素,依法认定为恶势力团伙,符合犯罪集团规定的,依法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对于犯罪链条长、层级复杂的涉网黑恶案件,应当注重审查区分犯罪分子地位、作用、参与程度等,依法界定有组织犯罪的成员范围。对犯罪集团内部各部门、成员之间围绕犯罪行为存在互相联系、支持和帮助的,组织成员应当对集团犯罪金额承担责任,再根据成员的具体地位、角色以及参与时间长短,区分主从犯,对于从犯,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确保罪刑均衡、罚当其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