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本土化建构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亟需解决的社会突出问题。目前,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划分现状仍无法与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超前化特点相适应,更加凸显出刑事责任年龄划分僵硬化特点。英美法系国家“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对解决此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立足中国实际,在论证引入该规则之必要性和可行性基础上,从适用范围、“恶意”认定、惩罚机制及制度体系衔接等方面入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以期在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同时解决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无法得到有效治理之难题,不断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体系。

关于我国刑法适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思考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严重,犯罪总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犯罪年龄越来越趋于低龄化,犯罪手段的凶残性和暴力性愈发明显。与之对应的是,我国刑法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过于刚性的规定和缺陷,使得刑法在预防和惩治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方面陷入困境,这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弥补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缺陷,才能回应时代需要,为刑法在低龄未成年人案件中的适用提供法律依据,从而平衡法益,弘扬社会正气。

我国对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本土化规范

“恶意补足年龄制度”是英美法系国家致力于解决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一大措施,经过长期的法律实践,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被多数国家借鉴。2021年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个别犯罪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一方面回应了犯罪低龄化的争议,另一方面是将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立法精神与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相融合的实践结果,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在我国的适用,实现该制度的本土化。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规制——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为视角

随着未成年人低龄化犯罪日趋加剧,现行刑法中关于刑事责任能力认定及未成年人刑事处罚的相关规定,凸显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过于僵化、非刑事处罚效果不佳、未成年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失衡等问题,难以对低龄化犯罪实现有效规制。与我国《刑法》规定不同,英美法系国家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应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具有显著效果。然而,目前我国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存在“恶意”判断与证明标准不一、适用犯罪类型不明、刑罚制度不完善的困境。通过厘清上述困境,试图探寻“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本土化适用的可行性路径,以满足我国刑法规制犯罪低龄化的现实需求。

青少年犯罪低龄化问题之应对——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本土化为视角

未成年人犯罪的低龄化与恶性化趋势逐渐加剧。《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模式因条件严苛和规定僵化等缺陷,无法回应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的特殊性与差异化问题。英美法系国家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对打破僵化年龄制度束缚和遏制犯罪低龄化具有积极作用。为了应对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建议推进“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本土化适用,明确规则适用标准范围与证明程序,构建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在打击犯罪低龄化现象的同时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价值与本土化适用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且未成年人犯罪愈发呈现低龄化的特点。与此同时,各地陆续曝光的低龄未成年人特别是刑事责任年龄以下未成年人恶性案件呈增多趋势,未成年人犯罪的极端化、暴力化也趋于严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本土化适用研究

针对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低龄化趋势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僵硬化造成的困境,《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个别刑责年龄条款,一定程度上借鉴和吸收了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内容。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本土化适用可为我国刑事责任年龄调整提供实践依据。通过梳理、分析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理论沿革、核心内涵,对个别刑责年龄条款中罪行的适用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及主观恶意的证明提供更好的解释与适用。In response to the underage trend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difficulties caused by the rigid division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ge, the 11th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 has added individual provisions on th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which to some extent draws on and absorbs the content of the rule of malice supplies the age. The localized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of malice supplies the age can provide a practical basis for China to adjust th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By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core connotations of the rule of malice supplies the age, we aim to provide a better explan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crimes, determination of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 and proof of subjective malice in the individual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provisions.

探究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协同引入“恶意补足”规则与“国家亲权”理念为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开创了法治中国的新局面。全国人民法治素养整体提升,为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强国奠定了基础。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以及科技水平的高速发展,我国低龄儿童犯罪率提高、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犯罪者管理规治力度不足等问题逐渐显露,而结合我国现有的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很难对低龄儿童犯罪进行有效的遏制。笔者通过参考文献、书籍,总结得出,当前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对未成年诉讼程序多采用“恶意补足”规则以及“国家亲权”,并产生了良好成效,本文鉴于此,探讨“恶意补足”规则与“国家亲权”理论并根植于我国本土的未成年诉讼程序,为有效规制我国低龄儿童犯罪问题提出建议,为我国法治强国的建设保驾护航。

论“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之本土化适用

近期,未成年恶性犯罪事件频发,并且呈现出低龄化犯罪的趋势,是否应当再次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话题再一次引发了大量的讨论。2021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在严格条件限定下个别下调了刑事责任年龄,对该问题进行了回应。但面对复杂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行刑事责任年龄条款依旧有一刀切之嫌,并未终止未成年恶性犯罪发生时舆论针对该问题的热议。未成年人恶性犯罪频发、低龄化趋势问题亟待解决,而维持或一味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并不是对该条款的最佳调整。“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发生于英国,历史渊源悠久。通过借鉴引入英美盛行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并且对其加以本土化的改造,能够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进行补充,提高该条款的灵活性。

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背景下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适用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法律责任年龄制度长期备受社会重视,但随着中国未成年犯罪逐步趋向低龄化、恶性化、残忍化,社会大众普遍开始要求降低中国刑事法律责任年龄下限,此种背景下是否应当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制度”,以应对低龄未成年人的恶性犯罪?我们应该知道,一项制度的引入并不是简单照搬,而是应当充分考虑国情、社会文化、法律体系等因素,“恶意补足年龄制度”根植于英美法系国家,贸然引入会与我国国情不相适应、与司法原则产生冲突,同时“恶意”的认定也面临诸多困难。修改后的《刑法修正案(十一)》立法使用弹性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取代先前的“一刀切”模式,与“恶意补足年龄制度”之理念不谋而合,是符合我国实际和社会发展的思考结果。

校园暴力低龄化防控的刑法学省思——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为切入点

随着校园暴力事件中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趋势的加剧,僵化、单一的刑事责任年龄认定已然不能较好地管控该现象的发生。英美法系国家应对校园暴力事件中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现象时,"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已具备完善的体系构造。因此,我国有必要在全面研究该制度的同时,认清校园暴力低龄化犯罪治理的严峻态势,将其作为未成年人犯罪年龄认定的补充规则,以满足校园暴力低龄化防范的现实需求。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及其中国适用

无论是在弥补我国现行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缺陷、应对和预防司法实践中青少年犯罪低龄化趋势,还是完善青少年刑事司法体系等方面,英美法系国家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现有刑事政策、司法制度以及实践经验,都为“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引入和适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结合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本文认为可以从适用范围、恶意认定、恶意的证明标准和补充沉默权的立法规定等方面结合我国现有制度和实践基础进行具体改良设计,并对现行法律制度予以完善,以此来保障规则的顺利、高效实施。

论未成年人恶性犯罪追责机制之完善——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为鉴

未成年人犯罪在近几年来逐渐倾向于恶性化、低龄化,尤其有关完全不负无刑事责任年龄人的恶性犯罪案件屡屡出现于舆论焦点,社会影响较为恶劣,及时完善刑事责任年龄等相关法律制度尤为重要。可以参考英美国家“恶意补足年龄”规则适用的司法实践,其针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个案的犯罪主体资格补足机制,对于未成年人恶性犯罪追责机制完善乃至犯罪防控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特定犯罪适当设置特殊年龄区间,并在该区间内,针对特定的犯罪人加以适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可考虑其于未来我国未成年人恶性犯罪追责机制补充衔接的合理性。

论“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价值及本土化途径

近年来,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我国现行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以生理年龄作为唯一标准,不考虑行为人实际心理成熟程度的做法,在犯罪日益低龄化、暴力化的当下,已不能满足法益保障和维护社会治安的实际需要,对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修改完善已势在必行。部分专家学者提出了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建议,但简单地降低责任年龄起点的做法并不能很好地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复杂性与差异性。因此,若能引入英美法系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从技术层面对现行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划分进行补充完善,结合目前正在推行的案例指导制度,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可以有效提高我国应对犯罪低龄化现象的能力。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本土化适用探究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是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补充性规则,也是解决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问题的有效路径。基于我国现实、理论和制度层面的迫切需求以及政策、法律和社会方面的固有基础,实现"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本土化兼具必要性与可行性。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是该规则本土化改良的实践结果,因此,应从现有规定中的限缩性条件的正确理解、特殊实质要件"情节恶劣"的补充阐释和特殊程序要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梳理反思这三个角度入手,从中国实际出发,切实增强"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中国的适应性,结合该规则构建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我国适用之否定

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问世,以及近年来未成年人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再度回到公众的视野。在英美法系国家,同样致力于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成为重点研究对象,有观点主张将该规则引入并适用于我国刑事司法中,以更好地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但此种观点过于狭隘且缺乏相关理论支撑。首先,两大法系的本质区别决定了该规则与我国刑法存在互斥性;其次,该规则的性质特点与我国相关法律原则相违背;再次,我国当前国情与该规则的适用性引入存在冲突。因此,通过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来解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并非可行之举,对此应保持谨慎态度。

从校园欺凌行为论我国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适用

目前校园欺凌行为呈现日趋严重化和低龄化趋势,是否需要通过刑事立法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来规制校园欺凌犯罪行为需要综合考量。从维护刑法体系的稳定性和刑法正当性理论角度来看,关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不应降低,就遏制校园欺凌犯罪行为来说,可以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适当设置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来避免校园欺凌犯罪行为继续低龄化、恶性化。

从未成年犯罪看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引入

当前,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采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来应对未成年犯罪,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鉴于此,文章分析了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引入的必要性及理论基础,立足于我国国情,为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本土化移植提出了建议,尽可能使其满足我国对未成年犯罪治理的要求,在未成年犯罪领域推动我国法律发展,维护社会秩序。

关于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探讨——兼论大连女孩被杀案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太过刚性,导致实践中具有严重恶意的犯罪行为人利用年龄进行责任规避。为改变这一现状,建议借鉴英美法系中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现状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扩大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区间,明确恶意的证明主体及证明标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要做好制度方面的协调与衔接,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行使辅助证明职能,防止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引入所带来的短暂性功能缺失。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本土化适用论

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已经成为目前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英美法系国家通过运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应对此类未成年人犯罪取得了一定成效,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值得借鉴。因此,有必要对该规则进行全面研究,分析将其作为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补充规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合理吸收该规则的基础上做出本土化改造,满足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多发态势的治理需求,以期丰富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理论,为少年司法体制改革贡献智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