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刑法适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思考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严重,犯罪总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犯罪年龄越来越趋于低龄化,犯罪手段的凶残性和暴力性愈发明显。与之对应的是,我国刑法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过于刚性的规定和缺陷,使得刑法在预防和惩治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方面陷入困境,这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弥补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缺陷,才能回应时代需要,为刑法在低龄未成年人案件中的适用提供法律依据,从而平衡法益,弘扬社会正气。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价值与本土化适用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且未成年人犯罪愈发呈现低龄化的特点。与此同时,各地陆续曝光的低龄未成年人特别是刑事责任年龄以下未成年人恶性案件呈增多趋势,未成年人犯罪的极端化、暴力化也趋于严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论“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之本土化适用

近期,未成年恶性犯罪事件频发,并且呈现出低龄化犯罪的趋势,是否应当再次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话题再一次引发了大量的讨论。2021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在严格条件限定下个别下调了刑事责任年龄,对该问题进行了回应。但面对复杂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行刑事责任年龄条款依旧有一刀切之嫌,并未终止未成年恶性犯罪发生时舆论针对该问题的热议。未成年人恶性犯罪频发、低龄化趋势问题亟待解决,而维持或一味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并不是对该条款的最佳调整。“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发生于英国,历史渊源悠久。通过借鉴引入英美盛行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并且对其加以本土化的改造,能够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进行补充,提高该条款的灵活性。

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背景下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适用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法律责任年龄制度长期备受社会重视,但随着中国未成年犯罪逐步趋向低龄化、恶性化、残忍化,社会大众普遍开始要求降低中国刑事法律责任年龄下限,此种背景下是否应当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制度”,以应对低龄未成年人的恶性犯罪?我们应该知道,一项制度的引入并不是简单照搬,而是应当充分考虑国情、社会文化、法律体系等因素,“恶意补足年龄制度”根植于英美法系国家,贸然引入会与我国国情不相适应、与司法原则产生冲突,同时“恶意”的认定也面临诸多困难。修改后的《刑法修正案(十一)》立法使用弹性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取代先前的“一刀切”模式,与“恶意补足年龄制度”之理念不谋而合,是符合我国实际和社会发展的思考结果。

我国刑法引入“恶意补足年龄”的必要性及规则建构——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为中心

2021年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进一步降低了未成年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但是简单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一刀切”的模式无法探讨个体间的差别,不具有弹性化。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可以对我国简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补充,充分体现刑法中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功能。本文将从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历史发展与不足、恶意补足刑事责任年龄的起源与域外发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与恶意补足刑事责任年龄的关系等五个方面来阐述笔者的观点,从引入“恶意补足年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该规则的中国化建构对我国简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则的不足的弥补和完善。

校园暴力低龄化防控的刑法学省思——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为切入点

随着校园暴力事件中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趋势的加剧,僵化、单一的刑事责任年龄认定已然不能较好地管控该现象的发生。英美法系国家应对校园暴力事件中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现象时,"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已具备完善的体系构造。因此,我国有必要在全面研究该制度的同时,认清校园暴力低龄化犯罪治理的严峻态势,将其作为未成年人犯罪年龄认定的补充规则,以满足校园暴力低龄化防范的现实需求。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及其中国适用

无论是在弥补我国现行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缺陷、应对和预防司法实践中青少年犯罪低龄化趋势,还是完善青少年刑事司法体系等方面,英美法系国家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现有刑事政策、司法制度以及实践经验,都为“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引入和适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结合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本文认为可以从适用范围、恶意认定、恶意的证明标准和补充沉默权的立法规定等方面结合我国现有制度和实践基础进行具体改良设计,并对现行法律制度予以完善,以此来保障规则的顺利、高效实施。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本土化适用探究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是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补充性规则,也是解决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问题的有效路径。基于我国现实、理论和制度层面的迫切需求以及政策、法律和社会方面的固有基础,实现"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本土化兼具必要性与可行性。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是该规则本土化改良的实践结果,因此,应从现有规定中的限缩性条件的正确理解、特殊实质要件"情节恶劣"的补充阐释和特殊程序要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梳理反思这三个角度入手,从中国实际出发,切实增强"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中国的适应性,结合该规则构建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我国适用之否定

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问世,以及近年来未成年人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再度回到公众的视野。在英美法系国家,同样致力于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成为重点研究对象,有观点主张将该规则引入并适用于我国刑事司法中,以更好地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但此种观点过于狭隘且缺乏相关理论支撑。首先,两大法系的本质区别决定了该规则与我国刑法存在互斥性;其次,该规则的性质特点与我国相关法律原则相违背;再次,我国当前国情与该规则的适用性引入存在冲突。因此,通过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来解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并非可行之举,对此应保持谨慎态度。

从校园欺凌行为论我国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适用

目前校园欺凌行为呈现日趋严重化和低龄化趋势,是否需要通过刑事立法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来规制校园欺凌犯罪行为需要综合考量。从维护刑法体系的稳定性和刑法正当性理论角度来看,关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不应降低,就遏制校园欺凌犯罪行为来说,可以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适当设置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来避免校园欺凌犯罪行为继续低龄化、恶性化。

从未成年犯罪看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引入

当前,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采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来应对未成年犯罪,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鉴于此,文章分析了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引入的必要性及理论基础,立足于我国国情,为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本土化移植提出了建议,尽可能使其满足我国对未成年犯罪治理的要求,在未成年犯罪领域推动我国法律发展,维护社会秩序。

关于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探讨——兼论大连女孩被杀案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太过刚性,导致实践中具有严重恶意的犯罪行为人利用年龄进行责任规避。为改变这一现状,建议借鉴英美法系中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现状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扩大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区间,明确恶意的证明主体及证明标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要做好制度方面的协调与衔接,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行使辅助证明职能,防止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引入所带来的短暂性功能缺失。

论未成年人恶性犯罪追责机制之完善——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为鉴

未成年人犯罪在近几年来逐渐倾向于恶性化、低龄化,尤其有关完全不负无刑事责任年龄人的恶性犯罪案件屡屡出现于舆论焦点,社会影响较为恶劣,及时完善刑事责任年龄等相关法律制度尤为重要。可以参考英美国家“恶意补足年龄”规则适用的司法实践,其针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个案的犯罪主体资格补足机制,对于未成年人恶性犯罪追责机制完善乃至犯罪防控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特定犯罪适当设置特殊年龄区间,并在该区间内,针对特定的犯罪人加以适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可考虑其于未来我国未成年人恶性犯罪追责机制补充衔接的合理性。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本土化适用论

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已经成为目前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英美法系国家通过运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应对此类未成年人犯罪取得了一定成效,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值得借鉴。因此,有必要对该规则进行全面研究,分析将其作为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补充规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合理吸收该规则的基础上做出本土化改造,满足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多发态势的治理需求,以期丰富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理论,为少年司法体制改革贡献智识。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与刑事责任年龄罅隙及其填补方案——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引入为视角

大连市一名13周岁男孩蔡某某将10岁女孩残忍杀害,依据案发时的刑法规定,蔡某某由于实施犯罪时未达到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所以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该事件引发了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关注及思考。近年来,未成年犯主观认知愈发成熟,刑事责任能力逐渐成人化,因此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与刑事责任年龄存在罅隙。本文将通过对大连未成年人杀人案进行分析,考察境内外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解决方案,结合我国一些学者观点和《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提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与刑事责任年龄罅隙及其填补方案的鄙见。

移植、反思与重塑:“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本土化

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治理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普遍性难题,“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作为英美法系国家及地区在长期历史实践中探索出的制度性解决方案,对我国极具参考价值。围绕“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本土化能否实现对我国低龄化犯罪的有效矫治展开探讨,通过考察“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发展沿革、理论实质及实践运行情况,分析研判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必要性、可行性及本土化实施可能带来的风险,最终从主体、罪行及程序的适用范围,“恶意”的认定方式及证明标准,法律条文设计及刑罚制度配套等方面进行改良设计,以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

遏制犯罪低龄化的新途径--恶意补足年龄原则的引入

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采用生理年龄为唯一标准,而未兼顾犯罪人的实际心理年龄,失于绝对,造成了我国法律难以应对十四周岁以下、心智早熟的低龄犯罪人。在未成年犯罪日益低龄化、暴力化的当下,这一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现实需要,应当继续改革。域外"恶意补足年龄原则"兼采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作为衡量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有其合理性,将其引入,或可弥补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不足,提高新时期我国应对犯罪低龄化现象的能力。

论“恶意补足年龄”对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补充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低龄化趋势,这对我国的法律实践和社会治理带来了新挑战,适当引进"恶意补足年龄",弥补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对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的社会保障功能与保护功能的统一协调,是"恶意补足年龄"补充适应的理论基础。在实际操作中,应当从明确"恶意补足年龄"在刑法中的地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独立、确立专业的社会辅助机构、建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等方面着手。

论我国刑法确立恶意补足年龄原则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近些年未成年人犯罪的低龄化、暴力化倾向日益突出,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硬性规定在司法过程中已显示出明显的不足,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改进。而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统一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也不是明智之举,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原则既可以提高《刑法》的灵活性,又可以避免在全国统一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所带来的新的不适应问题,具有很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引入论之反思

源自英美刑法理论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通过对低龄未成年人主观恶意的补足从而形成弹性化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利于实现对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的惩治。部分学者积极提倡在我国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以弥补我国现行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不足,但是“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存在预防效果存疑、与我国的“恤幼”的伦理传统背离、有损刑法谦抑性等问题,具有一定的法治风险。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具有其内在合理性,在治理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方面,我们应坚持以预防为主、惩治为辅的原则。面对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引入论,我们尚应持谨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