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人性“恶”的思想逻辑与管理警示

耙梳《朱子语录》《四书集注》等传统古籍文本,不难发觉有必要厘清朱子人性“恶”思想的理论源流及其内在逻辑。对于由何而产生人性之“恶”,在朱子看来,一念之差时,人心极易朝着人欲放纵,而产生“恶”,此为“恶”之发动机制;而且,禀气使至善的天理落实到人身上时,为人欲所蒙蔽,不能充分地展现而产生“恶”,此为“恶”之影响因素,但禀气不必然导致恶的产生;另外,“欲”是“恶”牵引机制,但“欲”也并不绝对导致“恶”,“欲”不等于“人欲”,“人欲”是做坏的“欲”,这“人欲”便是“恶”。深入分析可知,朱子哲学的人性论对人性“恶”的形成机制有过细致剖析,结合现代管理学来看,它有助于从源头上对治理管理活动中的一些难题,进而促成管理效果的提升。

论荀子的“情性建构主义”——兼论“性恶道善”较之“性恶心善”更合荀学大义

我们可以将荀子思想定位为一种由外而内的“情性建构主义”,由此可以介入到当今全球哲学的建设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如下:首先,荀子思想有着一致的“情论”,但面对积极与消极之情有着不同的“化情”之路。其次,理解荀子情性思想的一条主流线索,仍在于从“欲恶”“情恶”到“性恶”的一脉相承,性之恶的动源在于情之趋恶,而情之恶的源头则在于欲之趋恶。再次,这种主流的情性论却不能否认荀子的另一条支流线索:“称情而立文”之情乃是中性的情,但并不能由此否定荀子言情主要是就消极之情而言的事实。最后,文本认定“性恶心善”说将荀学心性化了,“性恶道善”论更符合荀学“心合于道”的外在化之路。

性朴欲趋恶论--荀子人性论新说

基于回应和解决荀子人性论这一理论问题,本文首先对关于荀子人性论所提出的五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考量与探讨。在此基础上,结合郭店简《性自命出》中的“心”“性”范畴,以老庄道家和孟子思想作为重要参照,重点研究《荀子》文本所呈现的心、性及其之间的关系。最终,提出荀子的人性论是性朴欲趋恶论的观点。

性朴欲趋恶论视域下的荀子政治哲学

荀子的人性论实为性朴欲趋恶论,这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荀子政治哲学的理解与把握。“性朴”,则人性可善可恶,说明人性可伪可化;“欲趋恶”,彰显人性有流于恶的可能,说明涂之人化性难为。以此为逻辑起点,荀子通过“天人相分”的理论形式对天人之间的边界进行了自觉清理与界定,充分发掘出了人的主体性,进而以此为进路探求圣王如何获得异于涂之人的“大清明”之心,从而为圣王创制礼义法度提供难以辩驳的正当性。如此,荀子的政治哲学就有了不同于孔孟政治哲学的理论面目:在没有否定圣王之德的前提下,更为重视圣王创制礼义法度之功。与孔孟的政治哲学思想相比,荀子的政治哲学思想无疑更加适应战国时期由封邦建国政治权力体系(周制)向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秦制)过渡的天下大势。

孟子“寡欲”说新诠

孟子所谓“欲”即“欲望”,依据不同的标准又可分为“大体之欲”与“小体之欲”、“大欲”与“小欲”、“公欲”与“私欲”。欲是否产生恶,关键在于是否“可”,即是否符合儒家之道,越过了“可”的范围,欲就会产生恶。由于欲有突破“可”之倾向,所以孟子提倡“寡欲”。孟子所“寡”之“欲”的原意是“私欲”,但亦可拓展为一般意义上的“欲”,即包括“好欲”“公欲”。在孟子看来,“寡欲”是为了将“欲”控制在“可”的范围之内,最终是为了“遂欲”。孟子“欲”论是处理欲望的中正之道,但也存在对君过于宽容、过分依赖君的推恩、制度设计仍有不足等问题。

性朴欲恶心虑论——荀子人性论思想再辨

目前荀子的人性论思想是学界探讨的热点话题,但“性”与“心”之间的关系、“性”与“恶”之间的联系、“性”与“善”之间的关联等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朴”是荀子对“人性”总的定义和说明,其内容主要包括“天官”和“天情”。由于“官能”生而带有“欲望”,而且“欲望”必然导致“恶”的结果,所以起初人类面临“争夺”“暴乱”和“相亡”的局面。“心”不仅具有“好利”的本能,而且它还具有“思虑”的能力,“思虑”必然有“思虑”的材料,“争夺”“暴乱”和“相亡”就是“思虑”的材料。“圣人”通过“积思虑”和“习伪故”的方式扭转了“争夺”“暴乱”和“相亡”的局面,并且制作“礼乐”和“刑法”来规范人的行为。

宗法的历史困境与荀子的应对之道——论荀子哲学体系对周秦之变的理论助推

周秦之变是贯穿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主题,规定着先秦诸子的思维理路与思考方向。处于周秦之变中的诸子如何应对社会的转型与时代的变化,这是先秦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作为身处战国晚期的荀子,他主要通过天人相分彰显人文理性精神、援法入礼弱化宗法伦理、以性朴欲趋恶导向制度建设、圣王合一尊君王权威四个方面建构起了适应和助推周秦之变的哲学体系。从荀子到韩非之间的这种弱私门、张公室、强君权的思维理路,既是战国时期家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然难以调和的体现,也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度正式确立前在思想领域发出的有力先声。

望不到边的草地哟,路怎么那么长……——冯秋子散文集《寸断柔肠》人性救赎主题探索

本文试图论述《寸断柔肠》的人性救赎主题及其探索历程。首先是苦难的反思,这种反思导致人性以及神圣的感悟;其次是罪感和恶欲的面对,这是人性主题的深化;最后是神圣的虚脱——冯秋子必须回答:如果上帝或佛主是存在的,那么人为什么还会面临恶欲和罪感的困扰?如果上帝或佛主是不存在的,那么人又凭什么超越罪感和恶欲实现自我救赎呢?她的答案是:我悲伤,我跳舞。

论荀子的人性论思想

荀子从经验层面立论,认为人性生而好利多欲,在情欲的自我满足过程中,必定引起争夺和混乱,这就自然地不合乎道德伦理的人文理想,显然是恶的。但是人具有心智的理性思维能力,能够权衡利弊,所以接受了圣人制定的礼义法度,化性起伪,从而完成道德人的实现。荀子在完全向外地诉求道德观念及行为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性恶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逻辑困境。

政治视域下的道德因素考量——荀韩哲学思想之比较

在社会发生转型的春秋晚期与战国时期,政治是先秦诸子不得不直面的重大问题。在这当中,儒法两家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最令人瞩目,并由此形成了丰富的政治思想与哲学理论。作为各自学派集大成者的荀子和韩非,在儒法思想构成互补关系的战国晚期,具有可比较的价值与意义。道德是否具有工具性,能否作为政治建构的重要因素,是荀韩共同关注的问题,并因立场的差异而使荀韩政治哲学思想分别呈现出道德于政治领域的弱化和政治的去道德化两种理论倾向与特征。这种既有继承又有推进的复杂关系,充分彰显了战国时期政治制度由周制向秦制嬗变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复杂历史面相。

先秦儒家的贫富论

贫富问题与我们每个人的利益休戚相关，是全社会各阶层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人们对于贫富问题的认识也相当混乱。先秦儒家的贫富论丰富深刻，影响深远。今天，我们继承先秦儒家贫富论的合理因素和正面价值，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贫富观念和解决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分法视域中的荀子人性论诠释与辨正

三分法作为与二分法并立的哲学研究范式,将之引入对荀子及其人性论的研究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因为三分法既契合荀子思想内在逻辑机理,又与学界荀子诠释范式选择的“集体无意识”相吻合。三分法视域中的荀子人性论有两大维度:纵向的时间历史维度与横向的学理逻辑维度。其一,从纵向的时间历史维度看,三分法能够完整地再现从汉唐、宋明至清代的荀子人性论认知史,即基本肯定、全面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三个连续交织的思想史阶段。其二,从横向的学理逻辑维度看,三分法可将荀子人性分为欲恶之性、辨知之性、积伪之性三个连续上升的哲理蕴谓层次。辨正与贞定意义上的横向学理三分法对于破除以往或误读荀子之“伪”,或囿于“性恶”之名,或泯灭荀子人性论独立价值的各种论调,较好地解决荀子人性论之争,继承拓展中国哲学三分研究范式,具有一定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