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角和时代精神辐射下的恶母形象——话剧《孔雀东南飞》和《原野》中的焦母形象比较

文中的"恶母"形象主要指文学作品中守寡多年,对儿子产生过分依赖心理,而对儿媳有仇视心理的这类母亲形象。作为一个群体,恶母形象具有典型特征。但多数研究者往往忽视了这个群体中具体形象的差异性。作为现代文学中两个恶母形象的典型,《孔雀东南飞》和《原野》中的焦母形象具有不同内涵,造成这种差异性的重要因素就在于男女作家视角的差别和时代精神的影响。

逝去的母性光辉警醒的生命反思——析张爱玲笔下的恶母形象曹七巧

张爱玲刻画了一系列母亲形象,其中真正为人所熟知的却是她笔下的恶母形象。本文试图以张爱玲文学作品《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形象分析,来探究其恶母形象的创作根源及人生启示。

母爱的异化与反思——以萧红张爱玲笔下的恶母形象为例

母性光辉是闪耀在华夏大地上的神圣之光,是千百年来缔结的民族情结。孟母三迁煞费苦心,岳母刺字大义凛然,这些高尚的母亲形象在文化中构建起了经典的母爱主题。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母亲形象在一些作品中被重新定义,母爱给人的温暖逐渐被消解,恶母形象取代了原本神圣的母亲形象,她们作为善的对立者,以母爱的名义给子女或者他人带来伤害。与和善、温柔的母亲不同,恶母形象中的母亲刻薄、疯狂甚至变态的人物性格,使她们面对人生抉择时会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常常由此造成个人家庭悲剧的同时,也会反射出社会上某种值得探究的原因,从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萧红、张爱玲两人的作品为例,从恶母形象的发展与演变、恶母形象类型以及恶母形象产生的根源三方面着手,探究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恶母形象,进而拓展现代文学中母性话题的研究范围。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恶母形象初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母亲形象也被赋予了许多伟大、圣洁、崇高的意义。从《诗经·邶风·凯风》开始，中国文学历史上有大量作品讴歌母亲和母爱。母亲形象承载着母爱的无私和伟大，作为一个神圣的文化符号散发着天伦之爱与生命真谛的光辉。然而，每一个女性形象都不是简单的符号，母亲形象还有另外一面，

反思现当代女性文学中的“恶母”形象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母亲一向是牺牲、奉献、圣洁、伟大、苦难的象征。但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张爱玲开始,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一批女性作者的笔下,这种我们已经习惯的价值理想不复存在,圣洁伟大的母亲得到了一些女性作者越来越彻底的解构,被一系列卑微、丑陋的恶母形象所代替。这一现象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危险性和可怕性。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认为一些女性作者对张爱玲以及西方女权主义者产生了误解,一致走入了盲目解构的泥沼。

论新时期女性小说中的“恶母”形象

新时期以来,"恶母"书写成为女性文学中一道引人注目的写作景观。铁凝、徐小斌等女作家一改人们的传统审美习惯与心理定势,纷纷反思与拆解传统母性的崇高社会人格,对母亲和母爱情感进行多元化、多角度展示,塑造了一大批"恶母"形象,彰显了在传统话语中被遮蔽的母亲的生存境况,解构了男权文化建立的"母亲神话"。这些对母亲的多元化言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考空间,具有重要的女性文学意义、文学史意义和文化意义。

不同的“恶母” 相同的追求——论《金锁记》与《玫瑰门》中的女性意识

在张爱玲《金锁记》与铁凝的《玫瑰门》中 ,都有一个与传统和时代格格不入的“恶母”形象。两个“恶母”表象酷似 ,内涵却全然不同。然而正是这种不同却印证着在不同历史层面下两代女作家共同的生命体验 ,共同的女性意识。

不同性别视角观照下的“恶之花”——三仙姑、曹七巧、司猗纹形象的一种解读

三仙姑、曹七巧、司猗纹虽从人性异化角度同属“恶母”形象,但在分属两性的作家不同视角观照下,三个“恶母”表象酷似,所蕴含的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意义却有其质的不同,传达出作者不同的艺术观念和性别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