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本体分析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法理学史上至今没有定论的难题。自然法学认为二者存在必然联系,因此主张"恶法非法";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认为二者无必然联系,因此主张"恶法亦法"。两家各有其片面性。道德与法律属于社会规范的范畴,共性在于它们都是关于社会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价值,道德是道德价值的道德表现形式,法律是道德价值的法律表现形式;区别主要在于法律有国家权力保障而道德则没有。道德与法律在社会中是一种交叉关系,既有相同的规则也有不同的规则,因此就会出现合法不合理或合理不合法的两难情形。在传统人治时代,由于二者都没有权威,对该问题的处理最终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而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具有至高地位,则应当在法律体制内解决该问题。

恶法亦法理论的历史寻踪及其价值

恶法亦法理论萌芽于苏格拉底,形成于奥斯丁。如果说良法理论催生了实质法治,那么,恶法亦法理论则催生了近代形式法治。恶法亦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价值表现为:它有助于中国在法治初级阶段强化规则意识;有助于解决当代中国法律难于实施的问题。归根结底,最根本的还是寄望以此解决中国法治的生根问题。有鉴于此,法学理论应从浪漫主义转为坚持法律保守主义。

“恶法亦法”命题的两面性分析

基于简单化理解,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始终饱受误解和质疑。与自然法相比,法律实证主义关注的重心发生了"位移":前者关注的是法律"是"什么的定义问题,而后者关注的是法的实效层面的对策、策略问题。通过对"恶法非法"及与之关联的"恶法亦法"命题的分析,指出自然法学派与法律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都具有两面性,二者的差别应当在认识论、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而不应简单理解为本体论上的对立。就此来说,法律实证主义的考虑可能更为周全、稳妥。

“恶法亦法”之中国式评判——从苏格拉底之死谈起

本文依据是上层建筑必须与时俱进以适应经济基础,也即我国法理学的发展方向应该以我国现阶段的现代化建设为根本出发点。历史和现实都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我国的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问题。当前的法理学应该在意识形态领域支持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民族复兴!因此我们应该支持实证主义法学派在我国的发展。

中国改革逻辑的转换——从“恶法非法”转向“恶法亦法”

中国35年的改革遵循的是"恶法非法"的改革逻辑,这种依赖权力权威的"非法型"改革过程是伴随法治进步对制度的破坏过程,是伴随政府权力弱化及市场拓展对官员个人权力的强化过程,这与法治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存在逻辑悖论,难以为继;中国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转向"恶法亦法"的改革逻辑,摒弃以任何"恶"的手段实现自己心中的"正义"都是正当的行为逻辑和"放开搞活权力"的改革思路,通过削权、废规、规范来限权扩市,坚持方向性、操作性、普遍性、持续性、进步性五原则改革"恶法"。

“恶法亦法”之辩对我国法律运行的启示

自苏格拉底之后,关于法律道德性的争论开始出现。分析法学派提出"恶法亦法"的观点,也开始将"法是否应该有道德性"的问题引入更深层次的讨论。约翰·奥斯丁所创设的"法律命令说"真正将之系统化、理论化,明确了其内涵与外延。之后的几百年里,诸多法学流派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证。结合西方法律发展中"恶法亦法"之辩的争论,从中西方主要的道德和法律理论,对比现代化进程中道德的新特点,讨论法律在运行中受道德的影响,并就我国目前法律运行所遇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有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之思辨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一直是法学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自然法学派认为道德和法律存在必然的联系,因而主张"恶法非法";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系认为道德和法律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主张"恶法亦法"。从表面来看,两种学说的对立达到了极致。然而,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深入分析,两者并不矛盾,甚至存在理论的契合性。真正的良善之法,不仅要符合道德的要求而内容良善,而且要具备法律的外在形式。在现代文明的法治国家,出现合法不合理或者合理不合法的两难情形时,应当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衡平个案争议。同时,对不合理的法律适时修、改、废,使其成为真正的良善之法。

“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启示

"恶法亦法"强调法的形式,"恶法非法"重视法的内在价值,这两种观点共同催生了现代法治。当下中国仍处社会主义法治的初级阶段,强调"恶法亦法"和"恶法非法"两种观点的结合,有助于法治的完善。立法层面上,法律的制定要具备前瞻性,要结合本国的国情,要体现自然法的价值追求;司法层面上,要注重探求情、理、法在司法裁判中的兼容;守法层面上,要强调对法律的绝对服从。

“恶法亦法”的理由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

"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在当代社会因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再次成为热点话题。在谈及"恶法亦法"的理由时,一般从"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之争入手。而因价值与事实的现实对立、法律的稳定与发展、人类理性认识及理性行为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存在,要求坚持"恶法亦法"。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逐步加快,迫切需要增强公民的法律信仰、加快推动法律制度的修改与完善,以提高社会运行的效率,并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坚持"恶法亦法"则有助于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这些需要。

浅谈“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

文章从"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两种法律思想入手,从而论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分析法律与道德的联系与区别,再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论述"良法"的真正内涵。

走出“恶法亦法”的迷宫——哈特法哲学的悖论解析

哈特指出了边沁和奥斯丁区分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原创性贡献,却未能发现这种区分的根源在于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之别,反倒将它归结为法律与道德的分离,结果在背离他们精辟见解的同时,又在奥斯丁混淆实然与应然的错谬看法影响下,走向了“实然即应然”的歧途,以主张“恶法也有正当约束力”的方式扭曲了正义感,没有看到“恶法亦法”的意思只是要求在实然维度上忽略恶法之恶而承认它是实证法,并不包含在应然维度上肯定其正当性的因素。

恶法非法？恶法亦法？——西方法律思想史管窥

法理老师抛出了司法和民意的选择问题，大家激烈讨论。这个问题也可以归结到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一个经典话题：恶法非法OF恶法亦法？这里，我想把这个问题做进一步论述。

关于“恶法亦法”的思考

"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的争议在西方法学的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学者们可以大致分为两大阵营———分析实证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法学派认同"恶法亦法",自然法学派主张"恶法非法"。现阶段我国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只有正视"恶法亦法"这个问题,才能为改革之路扫除障碍,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启示

“恶法非法”强调法的内在价值应当符合正义、理性和自由,“恶法亦法”则强调法的外在形式和权威性,两者之间并非矛盾对立。就我国法制建设而言,将两者结合起来是实现法治现代化的必然之路。在立法层面,要融入自然法的理念,合理分配国家权力和公民自由,同时对法律中不合时宜的条款及时修、改、废;在司法层面,应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寻求法、理、情的融合;在守法层面,要强调对法律的服从,形成对法律的信仰。

驳“恶法亦法”论

不道德的、恶的法律究竟是不是法律 ?不同的法学流派的回答是不同的 ,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恶法和善法一样也是法律 ,即“恶法亦法”论 ;另一种观点认为恶法不是法律 ,只有善法才是法律 ,即“恶法非法”论。本文从分析“恶法亦法”的缺陷入手 ,旨在阐明“恶法亦法”的谬误 ,从而确立“恶法非法”的观点。

对“恶法亦法”的分析与辩驳——基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

"怨毒告密者难题"引发了自然法学与分析实证法学之间关于恶法是否为法的争论。富勒在其著作《法律的道德性》中提出了两组概念,即义务道德与愿望道德、内在道德与外在道德。厘清这两组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道德"是否内在于法律,为辩驳分析实证主义关于法律是"邪恶"的,以致人们不去遵守,以及创制一个溯及既往型的法律去宣示原有法律非法性的两个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富勒所提出的法律内在道德,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立法技术、立法程序、法律适用等方面的改进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恶法亦法”的启示——基于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思考

“恶法亦法”或“恶法非法”,无论是在哲学范围内还是法学范围内都是一个永恒讨论的话题。本文围绕“苏格拉底之死”展开,分析了“恶法亦法”的内在逻辑和价值理念。囿于人类立法智慧的有限性,“恶法”的存在是难免的,其背后是法的价值与正义的冲突。本文认为,从现实意义来讲,只要是正当制定的法,就应该被遵守被执行,应最大限度地维护法的安定性与权威性,即使这种法律会损害一定的个人利益;此外,在法治的现代化进程中,要正视“恶法”的真正价值,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

基于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分析法律命令与恶法亦法

《法理学的范围》实质上系统性地阐述了约翰·奥迪定的分析法学与法律实证主义,其中也包含了杰里米·边沁的哲学基本原理。该书的研究价值并非拘泥于“法律命令说”与“恶法亦法论点”是否具备说服力,其重点在于引发人们辩证地看待法律,了解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本文围绕上述内容进行了介绍,基于现代视角详细地分析了“法律命令说”与“恶法亦法论点”,以供参考。

“恶法”非法——对传统法学理论的反思

至今为止的主流法治理论,从根本上都可以归结为"恶法亦法"。这种理论的前提是不科学的,实质上都主张法是少数人意志体现,实践中必然结出"权力大于法律"的结果。只有坚持以社会普遍认同的常识、常理、常情为基础,以宪法为核心,系统全面地理解每一个法律规范,法律才可能真正成为反映人性要求,保护体现人民意志,保护公民自由,得到社会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

对恶法亦法理论新的认识及定位之初探

恶法亦法理念萌芽于苏格拉底,并由法律实证主义者奥斯丁加以系统论述并趋向于成熟。在西方法学中恶法良法之争始终贯彻其中。然而,所谓"恶法"判断标准却一直是一个理论的难题。而与"恶法"相对的"良法"基础同样难以形成定论。事实上,强调对恶法的遵守并非全无价值关怀,而恶法亦法理念对法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对自然法理念中善的概念分析,以此可以得出对"恶法亦法"的新的认识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