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本体分析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法理学史上至今没有定论的难题。自然法学认为二者存在必然联系,因此主张"恶法非法";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认为二者无必然联系,因此主张"恶法亦法"。两家各有其片面性。道德与法律属于社会规范的范畴,共性在于它们都是关于社会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价值,道德是道德价值的道德表现形式,法律是道德价值的法律表现形式;区别主要在于法律有国家权力保障而道德则没有。道德与法律在社会中是一种交叉关系,既有相同的规则也有不同的规则,因此就会出现合法不合理或合理不合法的两难情形。在传统人治时代,由于二者都没有权威,对该问题的处理最终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而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具有至高地位,则应当在法律体制内解决该问题。

“恶法非法”传统在当代中国法治中的养成:阻却因素与实现进路

"恶法非法"传统在中国社会的养成是法治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小农经济是阻却"恶法非法"传统产生的直接根源;欠发达的市民社会是阻却"恶法非法"传统发展的社会动因;儒家文化是阻却"恶法非法"传统生成的文化因素。在这些经济、社会、文化的因素阻却中",恶法非法"传统在当代中国法治中的养成可以从如下路径推进:从制定法律上防止恶法产生;从法律的实施上良法得以实行;从法治理念上法律被民众信仰;从救济机制上对"恶法"的危害及时矫正。

恶法非法论

恶法非法论是自然法学派的一项著名的理论。自古希腊至近当代,自然法学家始终坚定地认为,法有自然法与实在法之分。实在法如果违背自然法的要求,就是恶法,而恶法不是法律。恶法非法论从法哲学的高度论证了人民拥有反抗暴政的权力,是一种激进的、革命的理论。公民反抗恶法的基本方式是公民不服从,它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群体性抗法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改变或废除所反对的法律。任何一个正义的社会,都应该承认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

中国改革逻辑的转换——从“恶法非法”转向“恶法亦法”

中国35年的改革遵循的是"恶法非法"的改革逻辑,这种依赖权力权威的"非法型"改革过程是伴随法治进步对制度的破坏过程,是伴随政府权力弱化及市场拓展对官员个人权力的强化过程,这与法治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存在逻辑悖论,难以为继;中国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转向"恶法亦法"的改革逻辑,摒弃以任何"恶"的手段实现自己心中的"正义"都是正当的行为逻辑和"放开搞活权力"的改革思路,通过削权、废规、规范来限权扩市,坚持方向性、操作性、普遍性、持续性、进步性五原则改革"恶法"。

“恶法非法论”的启示

随着文明全球化形成之势 ,我们应主动积极的去对一些异方文化进行考察借鉴。“恶法非法论”便是一条有着千年文化浸润的民主法制。其在哲学认识上、权威思想上、法治观念上均有着独到之处。这样的文明对于我们东方之壤可能带来无政府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侵害 ,但只要正确认识 ,合理预防 ,还是最终能有一番受益的。

对“恶法非法”的思考

本文从古希腊故事讲起,围绕着"恶法非法"这个问题展开探讨,对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进行评述,并结合我国法制实践,提出"恶法亦法",但是"恶法"必须得到改进。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之思辨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一直是法学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自然法学派认为道德和法律存在必然的联系,因而主张"恶法非法";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系认为道德和法律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主张"恶法亦法"。从表面来看,两种学说的对立达到了极致。然而,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深入分析,两者并不矛盾,甚至存在理论的契合性。真正的良善之法,不仅要符合道德的要求而内容良善,而且要具备法律的外在形式。在现代文明的法治国家,出现合法不合理或者合理不合法的两难情形时,应当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衡平个案争议。同时,对不合理的法律适时修、改、废,使其成为真正的良善之法。

“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启示

"恶法亦法"强调法的形式,"恶法非法"重视法的内在价值,这两种观点共同催生了现代法治。当下中国仍处社会主义法治的初级阶段,强调"恶法亦法"和"恶法非法"两种观点的结合,有助于法治的完善。立法层面上,法律的制定要具备前瞻性,要结合本国的国情,要体现自然法的价值追求;司法层面上,要注重探求情、理、法在司法裁判中的兼容;守法层面上,要强调对法律的绝对服从。

由“恶法非法”分析法律与道德关系中的尖锐问题

对于"恶法亦法"、"恶法非法"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分析实证法学认为法律与道德无必然联系,即主张"恶法亦法";自然法学认为二者存在必然联系,即"恶法非法"。由于法律与道德在调整社会的关系中是一种交叉关系,所以在现实生活中难免会出现"合法不合理"与"合理不合法"的两难情形。文章在赞成"恶法非法"所主张的法律与道德存在必然联系的基础上,引出两者关系中的尖锐问题,并对"合法不合理"与"合理不合法"现象进行分析,最后阐述了对如何解决这一尖锐问题的法理思考。

浅谈“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

文章从"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两种法律思想入手,从而论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分析法律与道德的联系与区别,再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论述"良法"的真正内涵。

从“恶法非法”论起

不道德的、邪恶的法究竟是不是法律?不同的法学流派的回答是不同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恶法和善法一样也是法律,即“恶法亦法”论;另一种观点认为恶法不是法律,只有善法才是法律,即“恶法非法”论。本文从“恶法非法”着手,旨在阐明“恶法亦法”的谬误,从而确立“恶法非法”的观点。

“恶法非法”命题的澄清与辩护

奥斯丁等法律实证主义者对"恶法非法"命题提出了"概念性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和"保守主义批判"。观念史的考察显示,上述批判要么错失焦点,要么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恶法非法"命题具有多重丰富内涵,理论上至少存在强弱两种解读。从言语行为理论出发可以为如下一种弱解读提供辩护,即区分法律的成功条件和缺陷条件而分别赋予其不同效力。由此或可表明,法律的性质不仅仅具有事实面向,也具有理想面向。对于当下中国法治实践,法律具有的"程度性"特征提醒我们,要更加注重法律背后的价值因素,有区别地对待"恶法"的效力问题。

关于恶法非法的思考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有关"恶法非法"和"恶法亦法"的讨论很多。自古希腊时期的克里克勒提出法分善恶,到孟德斯鸠将"法"同"法律"严格区分,再到边沁、奥斯丁等提出法律和道德无必然联系,长达几个世纪的学术争论仍在持续。通说认为,法律为最低限度的道德。但是,道德可否否定法律,违背道德的法律是否仍需遵守等问题依然没有定论。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差异,也决定了立法和学术讨论也有差异。

恶法非法？恶法亦法？——西方法律思想史管窥

法理老师抛出了司法和民意的选择问题，大家激烈讨论。这个问题也可以归结到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一个经典话题：恶法非法OF恶法亦法？这里，我想把这个问题做进一步论述。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启示

“恶法非法”强调法的内在价值应当符合正义、理性和自由,“恶法亦法”则强调法的外在形式和权威性,两者之间并非矛盾对立。就我国法制建设而言,将两者结合起来是实现法治现代化的必然之路。在立法层面,要融入自然法的理念,合理分配国家权力和公民自由,同时对法律中不合时宜的条款及时修、改、废;在司法层面,应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寻求法、理、情的融合;在守法层面,要强调对法律的服从,形成对法律的信仰。

寻找法律的印迹(八) 恶法非法:纽伦堡大审判

＂真正的法律必须是与道德保持一致。＂——20世纪美国法学家富勒《法律的道德性》

“恶法亦法”命题的两面性分析

基于简单化理解,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始终饱受误解和质疑。与自然法相比,法律实证主义关注的重心发生了"位移":前者关注的是法律"是"什么的定义问题,而后者关注的是法的实效层面的对策、策略问题。通过对"恶法非法"及与之关联的"恶法亦法"命题的分析,指出自然法学派与法律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都具有两面性,二者的差别应当在认识论、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而不应简单理解为本体论上的对立。就此来说,法律实证主义的考虑可能更为周全、稳妥。

关于“恶法亦法”的思考

"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的争议在西方法学的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学者们可以大致分为两大阵营———分析实证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法学派认同"恶法亦法",自然法学派主张"恶法非法"。现阶段我国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只有正视"恶法亦法"这个问题,才能为改革之路扫除障碍,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驳“恶法亦法”论

不道德的、恶的法律究竟是不是法律 ?不同的法学流派的回答是不同的 ,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恶法和善法一样也是法律 ,即“恶法亦法”论 ;另一种观点认为恶法不是法律 ,只有善法才是法律 ,即“恶法非法”论。本文从分析“恶法亦法”的缺陷入手 ,旨在阐明“恶法亦法”的谬误 ,从而确立“恶法非法”的观点。

论法治国家的理念基础

人治与法治是在完全不同的理念氛围中生存的。中国社会要从人治步入法治 ,就必须实现由人治理念向法治理念的飞跃。这种飞跃是全方位的 ,其中较为根本、较为紧迫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由性善论转向性恶论 ,二是由国家优位论转向社会优位论 ,三是由恶法亦法论转向恶法非法论。唯此 ,法治国家才有其牢固的理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