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恶美”意象艺术对中国现代诗的影响

文章阐释了西方象征主义恶美意象艺术对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艺术的影响过程,并论析了西方恶美艺术影响中国现代诗歌的特征及其意义。

杨叔姬:辩证美恶的春秋女哲

杨叔姬(羊舌叔姬)是春秋时期极具智慧的女哲学家,她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对丈夫羊舌职加以规劝和对儿子羊舌肸(叔向)加以训诫的言论之中。她最重要的哲学思想是“甚美必有甚恶”的命题,这是早于“孔子问礼”的老子揭示了美丑善恶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杨叔姬所讲的“甚美必有甚恶”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即“非德义”。杨叔姬注重“德义”,包括“不可食以不义之肉”,这是儒家“义利之辨”的思想先驱之一。同时,杨叔姬还触及了“仁→义”之间的奠基关系的正义论原理。此外,杨叔姬还提出了“有奇福者必有奇祸”的命题,这是先于老子揭示了祸福相倚的道理。

论莫言文学的恶之美怪诞

莫言文学的恶之美怪诞由凶恶与良善两种形象直接对接构成,形式极为特殊。恶之美怪诞在莎士比亚、波德莱尔作品中萌芽,在鲁迅作品中形成,由莫言开始大量制作应用。恶之美怪诞只能在想象性的文学中存在,人对恐怖厌恶与喜爱愉悦之间激烈冲突情感体验的主动追求,是恶之美怪诞产生的根本原因。

“美恶同辞”刍议——兼与孙德宣先生商榷

本文就孙德宣先生《美恶同辞例释》一文,谈一些个人看法,提出：(1)郭璞所谓“美恶不嫌同名”的“名”,应释为“字”；(2)孙氏所举的例子中存有以下问题：①混淆了词的本义与假借义；②混淆了词的本义与语境义；③忽略了词义的历时性变化。

从甲骨卜辞看商代之美恶观

甲骨卜辞中所保存的美恶义词体现了商代先民的美恶观,如祭祀之美、生育之美、物品之美、丰收之美;自然灾害之恶、疾病之恶、战争之恶、神灵降灾之恶等。透过商代先民的美恶观,可以窥探中国传统文化中美恶观念最初的起源情况。

论“美恶同辞”

“美恶同辞”现象古已有之。东晋郭璞注《尔雅》、《方言》时最早提出此现象。东汉许慎、清代段玉裁、王念孙、郝懿行、俞樾等对此都发表过意见。本文试图探讨“美恶同辞”与“反训”的关系以及与反语、反义词的区别。文章认为，“美恶同辞”作为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作为词义演变的一种特殊规律，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的存在，必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痴人之爱》中的“恶”与“美”

《痴人之爱》问世于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变革时期，是一部将都市风俗与时代氛围波澜交织在一起的都市小说。本文将从小说中的“都市问题”着眼，来分析主人公河合让治与纳奥米其人物自身所映射出的“恶”与“美”。进而探讨了隐藏在作品中的西洋崇拜的思想。

“美恶同辞”修正议

本于《公羊传·隐公七年》里的“《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因晋学者郭璞在注《尔雅》时,提出了“美恶不嫌同名”以后,由此就成为训诂学上常用的说法了。意思是说,在古汉语中,同一个辞(词),却常常有“美”与“恶”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清学者俞樾在他的《古书疑义举例》这本有名的论著里,专门列有“美恶同辞”这一章,并举了“婉委”、“岂弟”、“畔援”(畔颜”、“伴换”、“伴矣”“判涣”、)、“耆欲”等为例词,很详细地阐发了郭璞首先提出的这一语义现象。(详见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三)。但是,由于古汉语在语义的演变上,有词义的转变、通假、引伸等等比较复杂的现象,而且此种现象又例词繁多,有的可以按此提法说得圆通。

鲁迅“恶”的美学观及其成因探寻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目的以及强者型的人格,是他“恶”的美学观形成的重要原因。恶之美既是鲁迅美学观的独特性所在,更是其深刻性所在,它所蕴含的叛逆精神和战斗精神,是文学的灵魂,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王尔德“恶”之美学初探

奥斯卡 王尔德是19世纪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唯美主义文艺观经常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象,他的美学思想内涵丰富,既有对传统美学的批判,又有其独特的美学见解。笔者拟将分析王尔德戏剧中的“恶”的表现形式以及王尔德“恶”之美思想形成的多重原因,以此来揭示王尔德“恶”之美的深刻内涵,丰富王尔德的美学思想研究。

“美恶同辞”辨析

关于“相反为训”的问题,最早应该说是郭璞提出来的。在这之前汉人的传注中虽已有“臭训为香”之说,但还未出现“反训”之名,“美恶不嫌同辞”虽是《公羊传·隐公七年》里的例子,也不是指“反训”而言的。 东晋郭璞在《尔雅·释诂》“徂,在,存也”条注以及《方言》卷二等的注解中提出“美恶不嫌同名”以后,历代不少注疏家、训诂家都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发表过他们的看法。象王念孙就说: “凡一字两训而反复旁通者,若乱之为治,故之为今,扰之为安,臭之为香,不可悉数。” (《广雅疏证》)郝懿行在《尔雅义疏》中也说:“允任壬,本训为信为大,而又为佞,美恶不嫌同辞,”此外象段玉裁、孔广森、黄侃等人都举出许多例子以支持郭说。当然持怀疑态度者亦有之,象宋代贾昌朝,清人桂馥,朱骏声等也都对郭说表示怀疑。但总的来说,前人的评说象“美恶同辞、施受问辞、正反同辞”等等,都只停留于现象的归纳上,较少涉及有关反训的其它问题。

鲁迅“恶”的美学观及其成因探寻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目的以及强者型的人格，是他“恶”的美学现形成的重要原因。恶之美既是鲁迅美学观的独特性所在，更是其深刻性所在。它所蕴含的叛逆精神和战斗精神，是文学的灵魂，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貌寝”与“体弱”对王粲审美心态的影响

王粲有"下笔成篇"之才,却身怀利器无所施用,"貌寝"与"体弱"的身体缺陷是其遭此境遇的重要原因。王粲"貌寝"而汉魏"尚美",这不但影响了其政治仕途,而且使王粲养成了特殊的文学审美心态——"恶美",且在时代的影响下,又兼"尚武"的审美精神。独特的审美心态影响了王粲的文学创作,文史可以互证,因此,"貌寝"与"体弱"的审视研究是解读王粲审美心态的切入口。

论道家非美而成就大美的吊诡

《老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的根本意思是主张不知美之为美,防止由价值歧视导致价值反转。为此,老子重点指出了"美"之恶,庄子又在其基础上大谈"恶"之美,这类思想可称为"非美倾向"。老庄不预设美丑观念来判分万物,不以世人所美为美,反对把单一形态的美立为鹄的来加以追求或齐同天下。由此,他们否定哗嚣之美和齐一的美,肯定异量之美和本色之美,突出内在精神之崇高和人格性情之美。可见,老庄非"美",是要成就大美之天下。这种思想体现出他们对宇宙全体生命的关怀和独特的审美情调,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审美视野和审美心胸,并在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领域全方位地奠定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根本面目。

唐代绘画美学中的心目妙悟说

唐代绘画美学中的心目妙悟说主要表现为:裴孝源的心目相授、随物成形说;朱景玄的妍丑有别、移神定质说;张彦远的妙悟自然、离形去智说。其中,张氏对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史记的贡献尤为杰出。

解读《巴黎的忧郁》之美学空间——找寻巴黎的忧郁之美,品味其中的美学现代性

本文通过透视波德莱尔自身的忧郁以及他所生活的巴黎这座城市的忧郁,折射出波德莱尔独特的审美视角和其前卫的美学理念;而他关于"现代性"的界定对文学和艺术更是一种创新与再塑。

波德莱尔对主流的消解及重构——《恶之花》的另一种解读

波德莱尔处于浪漫主义退潮期,必须开拓新的诗歌领域。其名播遐迩的诗集《恶之花》用梦魇般的笔调描写荒诞社会造成的忧郁、变态人性和绝望的沉沦,使诗集呈现出对于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的颠覆,而情诗的一些主题尤其显示出诗人对主流文学歌咏的圣母型女性形象的反叛,从而对古典诗的理想化的审美准则进行消解,并重构了新的价值体系和美学观念,即"恶之美"。

创造性的努力——波德莱尔美学现代性浅析

波德莱尔是处于旧的美学体系即将解体、新的美学体系尚未建立时期的美学家,他的美学观尤其是关于美学现代性的思想,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与价值,体现了诗人原创造性努力。这种创造性的努力集中体现在他的具有鲜明美学现代性特点的恶中掘美的美学观之中,表现在三个方面:恶的内容、美学价值及其表现方式。

荀子与波德莱尔的美学观比较

荀子强调人性本恶,以＂性恶说＂为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提出＂化性起伪＂的美;波德莱尔同样提倡人性本恶,提出了一种以丑为美、为恶为美的美学理念,并在文学作品中予以实践。两人跨越时空,在＂美丑＂、＂自然＂、＂音乐＂等美学概念上,碰撞出火花,显示了传统儒家美学与现代审丑美学的差异。

波德莱尔与《恶之花》

波德莱尔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坛杰出的诗人和重要的文艺批评家,他以一部惊世骇俗的诗集《恶之花》,奠定了在法国诗史上的崇高地位,开启了文学创作的新纪元。 彼德莱尔的《恶之花》发表于1857年,雨果曾热情洋溢地赞扬道:“……你的《恶之花》光耀夺目,仿佛星辰……”,“你赋予了艺术的天空以人所共知的致命的闪光,你创造了新的颤栗。”诚然,当时正值浪漫梦破,世纪病重之时,《恶之花》倾泄出的是一代青年幻灭的忧郁感,诗人企图通过日常生活的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