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恶霸”与“绅士”之间——现当代文学“恶霸地主”形象的形成与消解

研究现当代文学地主形象的不同塑造方式和不同叙事伦理,"地主"与"恶霸"之间的关系是其关捩点。以凸显阶级对立为宗旨的"恶霸地主"形象最早可追溯到华汉的《暗夜》。此前地主形象的"恶霸"特征并不明显,此后此类塑造方式也并未立即在文坛确立其主流地位,左翼、准左翼文学对之均有质疑或创作实践上的匡正。《白毛女》公演之后,"恶霸地主"才逐渐成为地主形象的主要类型。但是,在此期间,仍有作家作品在相关描述中显示出某些不同特征。自张炜《古船》始,非恶霸、非反面人物的地主形象接连出现,甚至有圣贤化、英雄化或善人化的地主。当年将"地主"与"恶霸"两个不同概念焊接在一起,是出于发起土地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这一做法曾带来一些副作用或负面作用,但并非没有理论与现实依据。有意将客观性系统暴力具象化为主观暴力,是因前者发生作用是隐蔽潜在的,不易为农民察觉,要消灭它更难。

从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看刘文彩的“恶霸地主”神话

罗兰.巴特认为符号有所指意义和内涵意义两种意义。内涵意义的建构主要通过隐含性与与神话,他认为神话是一种“言谈”,即信息传播。本文以罗兰.巴特的符号学观点,从含蓄意指的再度植入、文化意义的召回来说明的刘文彩“恶霸地主”符号的神话性。再从所指意义上符号的特定性和图象(或信息)的准确性、内涵意义上符号与使用者的文化需要的契合程度来说明刘文彩“恶霸地主”神话的有效性。

从几件实物看北京潭柘寺恶霸地主的罪行和人民的斗争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中旬,首都博物馆筹备处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同志,前往京郊门头沟区潭柘寺调查历史与革命文物。过去,我们在调查寺庙时。

恶霸地主庄园——曲阜“孔府”

曲阜孔府是孔丘嫡系后裔——"衍圣公"盘踞的巢穴。北宋至和二年(一○五五年)宋仁宗封孔丘四十六世孙孔宗愿为世袭"衍圣公"后,便建造了所谓"衍圣公府"。它是一座和历代反动统治者相依为命的封建小朝廷,并且也是一座拥有一百多万亩土地的大恶霸地主庄园。现存孔府是明初开始建造的,经过明、清两代的扩充,占地达二百余亩,厅、堂、楼、馆共四百六十余间。它是明、清两代封建王朝推行孔孟之道的重要黑据点,也是封建王朝和"衍圣公"相互勾结残害劳动人民的罪恶的历史见证。

解放前甘肃地主阶级的罪行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解放前地主阶级在农村占有大量土地,几千年来一直依靠封建土地制度和历代反动政权,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广大农民。甘肃尤其严重。全国解放后,尽管这个反动阶级已经彻底被推翻,广大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不仅当家作了主人。

“以众虐独”,还是“快意恩仇”——再论土改叙事的道义性兼与阎浩岗先生商榷

土改叙事并不仅仅是"除霸复仇"的故事版本,考察地主与恶霸、乡村精英与恶霸地主的确切意义后发现,斗争恶霸地主实际上强调的是政治层面的罪行,很少涉及经济层面的剥削,而原村庄领袖作为实际的权力者必须被打倒,方能达到重建乡村政治秩序的目的。在土改小说中,只有斗争恶霸地主的文本才能构成复仇的正义感,由受害者集体向原施暴者进行革命名义下的"复仇",其合理性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原野》中的仇虎并非农民形象

曹禺话剧《原野》中的主人公仇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许会有人感到奇怪。如果说对曹禺的《雷雨》和《日出》中的人物形象人们往往争论不休,各有异词的话,那么,关于仇虎的形象可以说是几乎众口一词,久有定论的了。

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与互助合作运动

前言被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支配下的政府“统治”了十四年的中国东北地区,于一九四五年八月迎来了新阶段。在抗日战争阶段,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已经战斗在反满抗日运动的前列,但在四五年八月以后的新条件下,他们的运动又将如何发展?这里拟就支撑政治、军事形势深入发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民主政权的动向加以分析,进而弄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农民合作化过程的特点。

王任叔:“鲁迅著作的追求者”

执著于写出破屋下受伤灵魂的王任叔,以描写其故乡浙江奉化连山乡大堰村生活的乡土小说为人瞩目,他以拳拳的乡土之情,描述故乡人生的苦难与不幸,剖露农人们麻木的灵魂;勾画乡村社会的衰败与骚动,录写故乡人反抗的呼声;摄印乡村封建势力的缩影,透视变动中的宗法社会,形成他乡土小说朴质自然的独特风格。1923年《小说年鉴》

丁玲长篇小说的艺术突破

本文认为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既考虑到普及性、通俗化,又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创造性地运用情节小说和性格小说的多种写作方法,在艺术上取得了较大突破,为提高解放区文学的质量作出了卓著贡献。

对净化祖国语言的思考

对净化祖国语言的思考胡开政（一）语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信息的载体，是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可以从语言的变化中探索出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灿烂的中华文化园地里，祖国语言文字是其中光彩夺目的瑰宝之一。它对演绎...

试论赵树理作品中的歌颂与暴露

歌颂和暴露,这是作家在创作中所反映出来的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问题,也是长期以来文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四十年前,毛泽东同志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中,针对当时一些文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糊涂观念,明确指出:“歌颂呢,还是暴露?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那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赵树理同志在他一生创作实践中,对于歌颂和暴露的对象,一向立场十分坚定,态度十分严肃,处理得比较完善妥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仇虎式的农民和仇虎式的复仇

曹禺在《原野》中这样写仇虎:“头发像乱麻,硕大无比的怪脸,眉毛垂下来,眼烧着仇恨的火……他的眼里闪出凶狠,狡恶,机诈与嫉恨,是个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仇虎不同于鲁迅笔下的闰土。闰土祖祖辈辈贫穷如洗,象耕牛一般带着犁枷面朝黄土,默默无声地爬行在生活的路上,他的眼光永远是浑浊和怯懦的。这是长期忍受奴役的灵魂的表露,是顺从和麻木的表现。而仇虎的眼中却是火,一种拚命挣扎的火。

小小说三篇

小小说三篇旷荣怿世情聂老师三个孩子都在上学，老大在大学读自费。老二读电大，老三读高中。每到开学时要交一千多元学费，真使她友愁。她知道这是暂时困难，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不过每次到储金会去借钱，她总是难为情。特别是这一灰，老账没还清，又要欠新账，就是别...

卞村革命斗争史调查

河南省滑县有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村庄——卞村。这个村庄在夺取政权斗争的历史上,雄辩地证明了:只有在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许多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政权。今天,在深入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回顾卞村人民革命斗争的历程,对真正把我们的思想统一到《决议》的精神上来,鞭策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勇往直前,创造出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贵在真实——浅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现实主义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桑干河上》)主要以华北地区某农村土地改革和反霸斗争为题材,真实地描绘了一九四六年党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以后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部作品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作家按生活本来而目描写生活这一点,特别值得推崇和学习。我们以前看到不少作品,在事件和人物描写上不按生活本来面目描写生活,而是有意地拔高或恣意歪曲,出现了不少公式化、模式化的人物形象。

历尽严寒迎春光——评长篇小说《隆冬》

《隆冬》是古立高同志继《屹立的群峰》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集中体现了这位从事创作三十多年的老作家的艺术风格。它通过华北山区的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斗争历史的描写,再现了我国三十年代初、中期的鲜明的社会生活图景,真实地反映了在那黎明前的黑暗日子里,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兵、匪、官、绅的艰苦斗争中的日益觉醒。

《白毛女》漫忆

从延安到晋察冀 今年是著名歌剧《白毛女》诞生50周年。提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这出《白毛女》,国人无人不晓。1945年初,延安“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邵子南根据他从河北平山、阜平一带搜集的“白毛仙姑”

试论赵树理小说的创作方法

这里所讲的创作方法,不是指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而是指作家在一定世界观的指导下,根据他对生活和艺术关系的理解,艺术地认识和反映生活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无论从中国文学史上看,还是从世界文学史上看,每个作家都坚持着一定的创作方法,而没有无创作方法的作家。著名作家赵树理坚持的是什么创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