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血干细胞移植中“悔捐”行为辨析

造血干细胞移植虽然面临供体不足的问题,但造血干细胞供者的临阵反悔对准备受捐者、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造成了更大的危害。研究发现,登记捐献者冷静后权衡得失;面对捐献时产生恐惧;家人意见不一,有人强烈反对;医疗设备临时故障是“悔捐”的原因。为此,需要采取对欲捐者充分告知后仍坚持捐献的方可捐献登记;合理补偿,对供体捐献意愿的降低进行抵消;尊重家庭成员意愿,共同决策等措施,以有效减控“悔捐”,促进造血干细胞移植更好地发展。

法哲学视域下的活体器官悔捐问题研究

器官移植是医学技术的重大进步,挽救了很多患者的生命,只是面临着器官短缺的问题。目前,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赋予了捐献者任意悔捐的权利,但任意悔捐带来了诸多弊端。所以,有必要不拘泥于“实定法”,而从法哲学的视域分析悔捐问题。研究发现是否捐献器官应由个体自由决定;但做出捐献承诺后应诚实守信;对悔捐行为,应区分情况,适当追责。如此,活体器官捐献方能实现三大法律原则:意思自治、诚实守信、信赖保护,器官移植才能走得更远。

遗体捐献悔捐权的行使及其规制

遗体捐献者悔捐权源自捐献志愿者对自己身体权的自由处分行为,体现了捐献自愿原则,也是捐献撤销权的必要补充,承认悔捐权能够最大限度保护捐献者权利,鼓励遗体捐献。悔捐权的行使因遗体捐献的不同方式而有所不同,死者自我捐献的情形之下,悔捐权只要求口头意思表示加之两名以上见证人在场即可,近亲属捐献情形之下,悔捐权需要多数近亲属的同意,并且签订书面协议,且要到认捐登记机关撤销登记,以防止随意悔捐有害公益的情况发生。悔捐权作为捐献者的一种权利不是绝对的,应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时机上,在遗体交送接收单位,且遗体完整性已经遭到破坏时,丧失悔捐的价值,不应悔捐;条件上,一方面悔捐者应承担尸体保管有关的费用,另一方面,如果恶意悔捐,且给受赠者造成严重身体、财产损害,悔捐者应该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论干细胞捐献者悔捐权与受捐者生命健康权的冲突与平衡

造血干细胞受捐者的生命健康权在实务中因捐献者的悔捐权而屡屡受到侵害。受捐者生命健康权保护的正当性与捐献者悔捐权存在的合理性使其成为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平衡二者的权利冲突一方面应当对捐献者悔捐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另一方面需要发挥法律在社会关系中的调控作用,即制定激励法鼓励捐献者积极的进行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激励法必须以捐献自愿为前提,以物质补偿为基础,以精神激励为补充,以社会优待为重点及相应的配套制度作保障,以减少捐献者悔捐现象的出现,实现捐献者悔捐权和受捐者的生命健康权平衡。

骨髓捐献中悔捐行为分析及对策研究

骨髓志愿捐献行为因行为本身的道德属性及与身体权密切相关的性质,具有完全自愿性和不受干涉性。然而,捐献意志表达到特定阶段,其完全不受干涉及任意退出的权利,客观上可能会加速受捐者的死亡,这两者之间的权利冲突如何解决?法律是否应该介入?通过援引法哲学中关于法律功能的两种实现方式,分析法律介入既具有必要性,也具有法理依据。通过制定义务性宣示条款和权益保障条款,落实法律的指引功能,为权利冲突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有助于矛盾缓和。

遗体器官捐献中悔捐现象分析及对策建议

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迅速,但悔捐事件时有发生,不仅影响器官捐献流程的正常进行,更易引发社会热议。本文对器官移植法律文本、操作流程等进行了梳理,发现遗体器官捐献中存在相关法律规定缺位、悔捐权行使主体和程序不明确、近亲属行使悔捐权不当等问题,悔捐行为亟待规范。通过探讨悔捐权的存在及其规制的法律基础,本文提出悔捐权的主体和操作程序框架,同时还指出应通过完善捐赠激励体系、修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关于悔捐权的法律规定、保障知情同意工作的落实等措施来更好地解决悔捐行为造成的法律问题。

论人体器官的悔捐及损害补偿责任

器官捐献体现捐献者对社会和人类的责任感与无私的道德操守,各国立法都倾向性保护人体器官捐献者,赋予其撤销捐献的权利,但缺少捐献者悔捐的法律后果。悔捐行为下,撤销权与悔捐权有其各自的行使边界。为避免人体器官捐献者任意行使撤销权与悔捐权,使受捐人在悔捐行为中成为无辜受害者,需要认定人体器官捐献者悔捐造成受捐人损害时的退回补偿、损害补偿和损害赔偿责任。

人体器官捐赠悔捐法律对策研究

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使得器官移植成为延续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途径,目前世界各国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来源即器官捐赠,面对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悔捐事件,器官捐赠悔捐是否应当赔偿、如何赔偿成为民法上、社会上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探究人体器官捐赠协议之性质、人体器官捐赠悔捐具体情形以及悔捐损害赔偿责任之承担,以期为我国未来器官捐赠工作提供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