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条约》签订后清廷悔约问题研究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经历了对外政策的反复。《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原以为协议已经达成,但由于条约在非正常状态下签订,清廷朝野掀起了强烈的悔约思潮。咸丰皇帝曾寄希望于在上海税则谈判中挽回公使驻京等四项条款,但英法并没有遂清廷的愿,坚持履约。清廷也进行了战、和两方面的准备,大沽口一战的胜利一度让其燃起重塑天朝上国尊严的希望。然而,清廷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正基于此,清朝统治者才改变了对西方国家和外交体系的认知,中国开始逐步向现代外交靠拢。

论认罪认罚从宽实践中的跟进式抗诉

针对呈上升态势的被追诉人悔约上诉,检察机关出于维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概念及价值,因应产生了跟进式抗诉,但囿于正当理由、特定情形、抗诉期间的例外限制,致使跟进式抗诉存在较大弹性空间。加之附随的加重检控后果,使合法律性阙如的跟进式抗诉不仅有悖程序正义之要求,还有损司法权威之建构,并有成报复检控之风险。眼下宜对其进行规制,从说理性、适当性、可视性等方面规范控辩协商,并探索对悔约上诉的合理限制。

试论回鹘文契约的前后期之分

现存已发现的300余件回鹘文契约,中外学术界大多认为是公元13~14世纪蒙元时期,从契约的具体内容及其历史背景考察,可分辨出时代早晚,从而做出前、后期的区分。前期以“官布”或“棉布”若干个为单位;后期以“中统宝钞”若干锭或金银若干两为单位。前期行用高昌、柳中等唐五县为行政地域界定,后期则无。对买卖土地四至,前期契十分严格,后期契则可有可无。对悔约问题,前期契无悔约受罚条款,后期则须“悔约罚贡”。这些均显示出前期契具有9~12世纪西州回鹘王国时期的特点,后期契属13~14世纪蒙元统治高昌回鹘时期的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