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义务视野下患者器官移植权的实现

人们患有难以治愈的疾病,需要用医学的手段进行人体器官移植,已经超越了社会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只能通过社会努力与国家尽其义务才能加以避免和控制。通过对美国、西班牙、欧盟、日本、伊朗和苏联等国家和地区的国家义务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在国家义务视野下保障患者器官移植权的实现,应在履行最基本性、比例合理性、特例特办性、物质制约性及伦理性的基本范围内,在坚持人权均衡保护原则、国家义务合理履行原则及国家义务主导地位原则的基础上,确定国家义务在器官移植法律关系中具体角色定位,在依法获得国家的帮助下,真正保障患者器官移植需要的完成,实现人们的生命健康权。

基于患者源性口腔鳞状细胞癌类器官的药敏分析与初步临床应用

目的:基于所建立的患者源性口腔鳞状细胞癌类器官模型进行药物敏感性实验,对相应患者制定个性化药物治疗方案,观察其疗效与实验结果的匹配性。方法:本研究将通过活检或根治手术获得新鲜口腔鳞状细胞癌标本建立患者源性类器官模型,依托此模型对6种治疗口腔鳞状细胞癌药物(顺铂、紫杉醇、5-FU、西妥昔单抗、阿培利司、Nutlin-3)的敏感性进行测定,并对其中4例活检患者参考实验结果制定个性化用药方案,观察两个疗程后的近期治疗效果。结果:本研究成功建立了10例OSCC类器官(成功率10/12,83.3%),均可稳定传代、扩增达4代以上,且与亲本肿瘤组织表现出高度一致的组织病理学特征。口腔鳞状细胞癌类器官模型在药敏实验结果中表现出个体化差异,4例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肿瘤控制结果均达到部分缓解标准,与实验结果一致。结论:本实验建立的患者源性口腔鳞状细胞癌类器官模型高度还原了同源亲本肿瘤的组织病理学特点,基于该模型的体外药敏实验与相应患者临床治疗反应一致,为建立个性化口腔鳞状细胞癌精准药物治疗新体系奠定基础。

基于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探索患者来源类器官-胰腺癌原发性肿瘤来源免疫细胞的作用机制

目的基于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探索患者来源类器官(PDO)-胰腺癌原发性肿瘤来源免疫细胞的作用机制。方法从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GEO)获取胰腺癌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数据集,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下载185例胰腺癌患者的临床相关数据。经质控、降维、聚类和细胞注释后,分析免疫细胞在胰腺癌原发性肿瘤和PDO上的构成和分布差异,筛选免疫细胞的显著差异基因(DEGs),CellChat分析免疫细胞之间的分子相互作用,识别免疫细胞通讯模式。随后针对中性粒细胞DEGs进行基因本体(GO)富集分析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通路富集分析。最后分析FFAR2、RASGEF1C基因表达水平对患者生存预后的影响。结果该研究成功识别了22个细胞群,并进一步将其分成11类细胞,其中包括中性粒细胞在内的4类免疫细胞。提取免疫细胞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数据得到30141个细胞,其中包括PDO模型来源的2282个细胞和原发性肿瘤来源的7319个细胞,在不同来源的样本中,免疫细胞构成和数量存在显著差异。通过CellChat软件分析免疫细胞之间的分子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免疫细胞的通讯模式,识别出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信号通路和中性粒细胞在胰腺癌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另外研究发现,中性粒细胞可以同时激活TGF-β等多种信号模式和途径。中性粒细胞的DEGs主要参与了免疫反应调节、激活免疫反应运输、激活先天免疫应答等生物学过程,并富集于原发性免疫缺陷、哮喘等信号通路。选择中性粒细胞DEGs中研究较少的基因FFAR2、RASGEF1C进行生存分析,结果提示FFAR2、RASGEF1C高表达有助于改善胰腺癌患者的生存预后。结论该研究确定了胰腺癌原发性肿瘤和PDO之间的免疫细胞差异性,为胰腺癌的类器官研究奠定了基础。

基于CiteSpace对结直肠癌类器官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目的了解结直肠癌类器官相关文献的研究现状和热点,探讨该领域的发展趋势。方法搜集中国知网、万方、维普、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WoSCC)在2014-2023年发表的结直肠癌类器官相关文献,采用CiteSpace 6.1.R6软件进行国家、机构、参考文献和关键词分析。结果该领域的中文文献有21篇,因数量较少,未进行可视化分析。最终共纳入733篇英文文献,年发文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美国的发文量最多(241篇),其次为中国(175篇),发文机构的合作分布呈现区域性。关键词分析提示,国内的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于三维培养、肿瘤发生和精准医疗等,国外的研究热点则是精准医疗、药物筛选和干细胞等。自我更新、增殖和药物筛选是国内英文文献持续至今的突现词,而国外的则是肿瘤异质性、患者来源类器官和肿瘤微环境。结论该领域的中文研究较少,处于起步阶段,英文研究快速发展,未来需加强跨区域、高质量合作。国内研究主要以基础研究为主,并逐渐转向临床应用研究。建立与完善结直肠癌类器官-肿瘤微环境共培养模型可能是今后的研究趋势。

器官移植患者围手术期序贯性皮肤干预效果的相关性

目的对器官移植患者围手术期序贯性皮肤干预,降低器官移植患者围手术期皮肤压力性损伤的发生率。方法选取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2018年4月至2019年10月接受器官移植患者10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治疗组,每组50例。对照组选用传统的围手术期皮肤照护标准,治疗组实施围手术期序贯性皮肤干预,比较两组患者的围手术期压力性损伤发生率。观察术前(Barand评分、血清总蛋白);手术期(Waterlow评分、手术时间、手术类型、术中体温);术后(血清总蛋白、术后下床活动时间、术后第一次活动时间)对发生压力性损伤的相关性。结果对照组压力性损伤发生率为22.0%(11/50);治疗组压力性损伤发生率为6.0%(3/50),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Braden评分、Waterlow评分、手术类型、手术时长(h)是器官移植患者发生压力性损伤的影响因素,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影响器官移植患者围手术期皮肤压力性损伤发生的危险因素较多,临床实施针对性的序贯性皮肤干预能够降低患者围手术期皮肤压力性损伤的发生率,为临床护士提供了照护标准,体现了专业护理能力及水平,提高护理质量。

腹部大器官移植术后患者细菌性感染的特点及防护

术后感染是腹部大器官移植术后常见的并发症，往往影响手术的预后，其发生率高达41％～67％，其中细菌感染占所有病原体感染的71％～81％。因此，了解病区内细菌的特点，对于腹部多器官移植术后感染的预防和护理有重要作用。对我院器官移植科2001年7月-2006年6月所施行的246例腹部大器官移植患者术后院内细菌感染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提出最佳临床护理路径，现报道如下。

多种形式健康教育对器官移植患者的影响

终末期肾病（ESRD）是一种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影响社会劳动力和患者生命质量的疾病，器官移植手术是根治此类疾病的唯一方法。近10年来人们对于器官移植的认识有了显著提高，人／移植器官存活率也均有较大的提高。1993年4月8日-2004年6月5日我们对2049例次器官移植患者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收到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器官移植患者术后服用免疫抑制剂依从性的 相关研究进展

器官移植是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治疗的最佳选择[1],而移植术后患者需要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 并且必须严格遵守免疫抑制药物治疗方案,预防排斥反应和移植器官失功能的发生,这对患者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同时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会带来很多不良反应,如血压升高、血糖升高、手颤等,这些不良反应可能会影响移植患者的服药依从性[2].依从性不佳、停药或经常漏服免疫抑制剂,是长期存活受者发生排斥反应的常见原因[3],研究显示,约25%的肾移植受者在经历移植失败后2年内死亡,对免疫抑制疗法无依从性的受者的总体预期寿命将缩短4年[4].药物不依从与生活质量之间存在显著关系[5].因此,了解器官移植术后患者服用免疫抑制剂的依从性状况、影响依从性的因素及与生存质量的相互关系,有利于为对器官移植受者采取正确的干预措施、提高服药依从性,从而提高预后及长期存活率.

器官移植患者的麻醉风险评估

器官移植术中,必然存在供体器官的缺血/再灌注过程,可伴随炎症介质和氧自由基等大量释放进入血液循环,这些物质不仅可造成供体器官自身损伤,还可导致远隔脏器功能受损,出现术后并发症[1-2]。器官移植患者往往术前合并多器官的功能障碍,手术、麻醉风险较高。术前麻醉风险评估有利于术前麻醉医生制定合理有效麻醉方案,减少围术期并发症,增加手术成功率。

器官移植患者用药的药物相互作用

由于器官移植技术、移植免疫基础以及各种免疫抑制剂的研究进展,器官移植已成为临床治疗器官功能衰竭的有效治疗手段.在器官移植中,不可避免地要将免疫抑制剂、抗感染药物以及其他维持移植器官功能的药物合并使用,以致发生药物间的相互作用.本文就器官移植患者临床主要用药(免疫抑制剂与抗感染药物)间的相互作用加以阐述.

实体器官移植术后患者肺部疾病的诊治难点及策略

实体器官移植术后因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易导致继发性免疫功能低下,使感染的发生率大大增加。感染性疾病是实体器官移植术后管理面临的严峻挑战,一些看似普通的感染,可能是致命的威胁,其中又以肺部感染最为常见。实体器官移植术后感染的病原体多种多样,常见的有内源性病菌(包括供体所携带的)、环境中的共生病菌以及传统致病性微生物。由于移植患者对炎症的反应降低,感染的症状、体征以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均可不典型。

曲霉菌感染参与器官移植患者致死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曲霉菌感染参与器官移植患者致死因素分析。方法 分离培养鉴定曲霉菌，并检测曲霉菌18SrRNA基因；检测患者肝，心，肾功能指标；观察动物模型主要脏器的病理变化。结果 4例器官移植患者痰液中均培养出曲霉菌，2例血液中培养出曲霉菌；痰液，血培养物及动物模型血液18SrRNA均为阳性；4例器官移植患者，肝功能指标增高不明显；1心，肾功能指标均有明显的增高；病理组织染色肾皮质查见曲霉菌菌丝，心肌及肝组织灶性坏死，肺形成多发性肺脓肿。结论 器官移植患者由于机体免疫反应受到抑制，当曲霉菌感染后，使多脏器功能发生改变，特别是肺功能和肾功能，导致肺，肾功能衰竭，可能是器官移植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曲霉菌感染是目前临床器官移植术值得警惕的一个严重问题。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成人器官移植患者疫苗接种问题

感染是器官移植术后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一些感染是可以通过疫苗接种（vaccination）来预防的。在我国,目前尚没有制订出针对器官移植患者的疫苗接种计划和指导原则。现将我国成人器官移植患者进行疫苗接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及国内外的相关经验进行介绍,旨在为我国从事器官移植工作的医务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综述如下。

利巴韦林治疗器官移植患者慢性戊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疗效

目前针对戊型肝炎病毒感染还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案。为了评估利巴韦林单药治疗接受实体器官移植患者长期感染戊型肝炎病毒的病毒血症的疗效。Kamar N等回顾了59名曾经接受实体器官移植患者的记录（37名肝肾移植，10名肝移植，5名心脏移植，5名肾及胰腺移植，2名肺移植）。在确诊戊型肝炎病毒感染后的平均时间达到9个月（1～82个月）开始治疗，利巴韦林平均治疗剂量为600 mg／d（29～1200 mg／d），相当于每天每公斤体重8．1 mg（0．6～16．3 mg）。患者服用利巴韦林的平均时间为3个月（1～18个月），66％的患者服用利巴韦林3个月或少于3个月。所有患者在利巴韦林起始治疗时存在戊型肝炎病毒血症（54名进行基因型检测者均为3型）。治疗结束时，95％的患者达到了戊型肝炎病毒清除。其中有10名患者在停用利巴韦林后出现戊型肝炎复发。59人中有46人（78％）达到持续病毒学应答，即利巴韦林治疗终止至少6个月后血清中检测不出戊型肝炎病毒RN A。有4例持续病毒学应答的患者出现了戊型肝炎复发，其治疗又延长了很长一段时间。利巴韦林起始治疗时较高的淋巴细胞计数增加了持续病毒学应答的可能性。贫血是其主要副作用，有29％的患者需要减少利巴韦林的剂量，54％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12％的人输血。

免疫抑制剂对器官移植患者血清Mg^(2+)浓度的影响

Mg2＋在人类生理活动、病理失衡和临床治疗中均有重要作用。2005~2009年，我们对119例器官移植后服用免疫抑制剂患者的血清Mg2＋水平进行了测定。现报告如下。

肝素在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患者连续性血滤过程中用量的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肝素在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患者连续性血滤过程中用量。方法:选取了我院ICU在2010年1月～2010年12月住院的23例MODS患者,治疗过程中选用不同剂量的肝素对其进行连续性血滤过治疗。结果:有12患者生存的,11例患者死亡。结论:肝素在CVVH治疗MODS过程中平均用量为(2.9±1.5)mg/h,判断MODS患者预后的指标可用CVVH治疗过程中肝素用量的大小,且肝素平均用量<1.5mg/h的患者其预后均表现不良。

肾脏以外器官移植患者肾损害

随着肾脏以外器官移植患者越来越多，及其生存期的延长，发生移植后肾脏病的风险也越来越多，己成为肾脏科医师必需关注的问题。由于这些患者与肾移植后的慢性移植肾肾病既有共同点，又各有特征。肾脏以外器官移植受者的肾脏疾病需引起高度重视，首先，肾功能不好影响很多药物的使用，尤其是免疫抑制剂、抗感染药物和其它必要的药物。

头颈鳞癌患者源性类器官模型的建立和鉴定

目的:构建及鉴定头颈鳞癌(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HNSCC)患者源性类器官(patient-derived organoid,PDO)模型。方法:通过HNSCC样本分离肿瘤细胞,于基质胶中三维培养和传代,定时记录模型生长情况。利用H-E染色观察PDO模型与患者肿瘤组织的组织病理学形态,同时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HNSCC标志物CKH、P63、SMA和Ki67在两者间的表达情况,评估PDO模型与患者肿瘤组织间的符合程度。结果:本研究建立3例能稳定传代的PDO模型,组织病理学及4个肿瘤标志物鉴定结果显示模型与患者组织间一致性较高。结论:以HNSCC样本构建的PDO模型能够反映患者的组织形态学和生物标志物特征,可作为今后HNSCC研究中可靠的临床前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