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悬泉汉简“祭祠具”谈汉代河西边地的社祭与臈祭

“祭祠具”简文分别见于悬泉汉简和居延汉简,二简均为简札,文书书写格式相近,内容相同。推断二简文所记为汉代“祠具”,即有关举行祭祠仪式时所应备具的祭食种类和数量的规定。此“祭祀具”简文与“祠令”相类,具有法律效力。综合汉简记载可知,敦煌悬泉置和居延地湾遗址出土的“祭祀具”使用范围应包括河西边地的社祭和臈祭仪式。

悬泉汉简新见钱券考释一则

《悬泉汉简(贰)》中编号为I90DXT0210①:3的文书简是一枚出钱券,简文中漏释之字应为“文”字,指用现钱支付。简文内容为少内啬夫辅向代替厩御孟子执行送客任务的平民孟延年支付975钱的记录。其中“客五人”应是敦煌郡广至县到悬泉置劳作的庶人,975钱应为由县财政支付的本次送客任务的专项经费。此外,结合秦汉券书的使用情况及简文内容等方面信息综合判断,此枚钱券的形制应为三辨券。

《悬泉汉简》所记传舍厕具“清倨”考

《悬泉汉简》中所记传舍设施“清倨”应为厕具,“清”是厕所的婉称,“倨”当读作“踞”,指伸足而臀坐。“清倨(踞)”是厕坑上面坐便用的台座,与悬泉置遗址高级传舍厕坑上的圆木方框相对应。这种装有木制台座的坐厕与保安山二号汉墓中的石制坐厕相类同,是汉代部分王侯、贵族及高官坐便习惯的反映。“清倨”在《悬泉汉简》中亦作“清踞”,出现在传舍检查记录中,说明这种厕具是当时此类传舍的常规设施。未配备厕所的普通传舍,住客白天可以利用置内公厕,晚上起夜则可能会用到“虎子”“行清”等小型可移动便器,也能较好地解决如厕的问题。

西汉敦煌郡厩置传马的配置、损耗与补充研究——以悬泉厩置传马为中心

传马在西汉中原与西域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汉敦煌郡传马配置总额为360匹,而悬泉置等各厩置定额为40匹,而厩置实际传马数额却上下浮动变化,且往往稍稍超出定额,以应对传马的耗损。悬泉置传马数额极端时,可多达50余匹,少至10匹,推测或与运输压力过大、出现临时性重大接待任务等因素有关。西汉敦煌郡使厩置逐月上报传马名籍和传马出入簿,对传马进行制度化管理。传马名籍使政府能够清晰的掌握各厩置每匹传马的详细“身份”信息,而传马出入簿则可反映各个厩置传马的整体状况。尽管西汉敦煌郡重视传马,为其配备马医,并展开定期巡视检查,又在饲料上提高标准,但传马损耗仍难以避免。传马损耗的主因应为疾病,此外还有用马过剧、草料不足等多重因素。敦煌郡传马损耗速度较快,一般一年就可将厩置中所有传马淘汰换新,甚至有时出现超过定额的“过员”现象。厩置逐月上报传马损耗总数、死马售卖金额等信息。而马匹销籍须经多方联合勘验审定,以防弄虚作假,最终淘汰或死亡的传马会流入肉食市场。为弥补损耗,西汉政府常会采取马苑调配、民间购买、厩置互调等渠道补充敦煌郡传马。西汉敦煌郡马的养牧由此得以迅速发展。

译使萍踪:悬泉置汉简所见丝绸之路上的人员往来

西域诸国间的交往,是悬泉置汉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往来其间译使的接待与管理借助大量的传文书与接待记录体现出来。该文以日逐王、龟兹王及焉耆、危须一次使团的接待,探讨其中涉及的各类文书体现出来的译使管理制度。如“日逐王”降汉的时间应该在神爵二年,迎接日逐王的人员除了郑吉之外,还专门派人员由长安到敦煌、酒泉主持迎接一事。“乐汉衣服制度”的龟兹,在其国王绛宾娶乌孙公主的大女儿之后,为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

悬泉汉简与汉代文书行政研究的新进步——以公务用券和简牍官文书体系为中心

与里耶、甲渠候官等遗址相比,悬泉置遗址更具基层性,是很多具体行政行为的发生地。因此与甲渠候官等遗址簿籍类简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不同,其出土官文书中公务用券等占比较高,接近《周礼》等典籍所示官文书体系。同时,悬泉汉简也能推动簿籍和通行公文研究。尤其是其中“关书”“辞”等此前不为学界所重视的材料,对理解《文心雕龙·书记》有所裨益。悬泉汉简的出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学界关于汉代简牍官文书体系的认识,为重新思考汉代简牍官文书分类提供了思路。

《悬泉汉简(叁)》帛书私记校释译论

本文对收录于《悬泉汉简(叁)》中的三件帛书私记,即《万致子恩书》《建致中公及夫人书》《元致子方书》,进行文本的校点注释、讨论和译解。以此为例,讨论汉代帛书私记的形制、文体、封缄、传递、处理等,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悬泉汉简(叁)》出版

2023年5月,由甘肃简牌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简牌研究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合作整理的《悬泉汉简(参)》由中西书局出版。悬泉汉简出自汉代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遗址。悬泉置遗址发掘于1991-1992年,曾被评为1991年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悬泉汉简与楷书形成问题探究

对于楷书形成的研究,学界一般认为其是汉末产生,逐渐发展至唐代完备成熟,这一观点似乎已是定说。近年来,秦汉简牍的陆续发掘公布,为我们全面认识和重新理解楷书的演变脉络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材料。本文通过综合运用启功先生的汉字字体学理论,对悬泉汉简中的“类楷书”^(①)现象进行深入挖掘和细致分析,认为早在西汉时期有关楷书字体的相关要素已基本发展完备,且在日常书写中已有较为规范的楷书出现。

敦煌悬泉置墙壁题记中的医药诏书

敦煌悬泉置发现的墙壁题记,是书写于房屋墙壁上的公示文书。其中的一组诏令文书,记载了多个药方与朝廷的诏命。壁书没有明确系年,但记载了“大司徒扶阳侯”,可知时代是东汉扶阳侯韩歆任大司徒的建武十三至十五年(37—39)。壁书中的药方,涉及到中风、下泄、风寒、寒热、头痛、胃痹等各种疾病,是汉代医疗水平的体现。壁书的性质是朝廷诏令,要求各地“为民和良药”“省约市药”,反映出朝廷对民众的医疗关怀。

悬泉汉简所见“鞫所式”考

式作为官文书范本见于史书,悬泉汉简中有五枚简构成的册书可称之为“鞫所式”,这份册书是上级部门发至地方的行政文书范本,内容与赦罪、刑徒刑期等相关。这份册书展示了汉代行政文书管理规范化与标准化的特点。

悬泉汉简所见汉代文书传递机构研究

汉代文书传递机构主要有邮、驿、置等,邮在秦至汉初为传递紧急事务文书,西汉中后期为驿所取代,西汉末年至东汉则为“置”的附属机构,主要传递普通文书。“骑置”为驿服务并不承担传递文书的任务,驿取代邮传递紧急事务文书。

悬泉汉简书体及其书法析论——兼谈早期行书、楷书特征

本文以《悬泉汉简(壹)》刊布的简牍为研究样本,首先梳理了历代关于“书体”的考述,结合实用性和审美性的人为区分,进行了“书体”与“字体”的辨析。然后根据悬泉汉简字形的特征和差异,分书体论述了早期隶书遗迹、规范隶书、俗笔隶书以及草书书法特征。同时重视书体间的联系,分析早期行书和楷书在笔势、笔法、结体上具有的相似特征,并认为悬泉汉简反映了汉代多体混杂的实用性书写状态。

悬泉汉简人名校订十五则

新近出版的《悬泉汉简(壹)》至《悬泉汉简(叁)》共辑录了7186枚简牍,其中人名简1957枚,是研究汉代姓名文化的宝贵资料。我们在对这些简牍中的人名进行整理时发现部分人名的文字隶定或需要再斟酌,文章共整理出15条人名进行校订。

汉代悬泉置的传食管理研究

在汉帝国的邮驿交通体系中,悬泉置扮演着枢纽的角色。悬泉置设有厨,为往来人员提供饮食,传食的供应是悬泉置日常运行的重要功能。传食接待主要是提供饮食、传食制作和登记入册。供应标准与爵位和秩级有关,依据秩级吏员身份等级差别,饮食供应质量、数量及品类有别。悬泉置机构运转所需的传食来源于敦煌郡、效谷县及周边县、置,其相应较高的运行成本对地方财政造成较大的压力。

敦煌悬泉置出土古纸考述

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代古纸以麻类植物纤维为主,其数量众多,产生时代跨越汉晋两个历史时期,时代最早的麻纸可追溯至西汉时期。这批古纸展现出我国古代造纸技术从早期浇纸法逐渐改良为抄纸法、从最初用于物品包装逐渐成为书写材料的发展趋势。同时,简牍作为当时的主要书写载体,其在尺寸形制上的规定也成为纸张等其他书写材料制作的标准。

敦煌悬泉置考论——以敦煌悬泉汉简为中心

悬泉置受到敦煌、效谷两级政府的双重领导,以郡领导为主,级别大致与县相同,主官为啬夫。服务人员的来源除了官吏、戍卒,还有一大部分是发配来的刑徒。悬泉置的功能包括邮件传递、提供餐饮住宿以及缉捕、监察等。

甘肃悬泉置遗址出土古纸的时代及相关问题

根据简牍的纪年对甘肃悬泉置遗址出土古纸各层位的时代进行分析,发现悬泉置遗址的第3层和第4层的简牍均为西汉纪年,应为确切的西汉层位,没有受到东汉层位遗物的扰乱,说明这两个层位出土的古纸也应该是西汉时代的古纸。这证实了中国在西汉时代已发明了纸和造纸术的历史事实。通过对各层位纸张进行分析,认为早期的西汉纸均为浇纸法生产,使用麻类纤维,说明中国造纸术起源于浇纸法造麻纸。抄纸法生产的纸张则出土于第1层或第2层的晚期层位,年代未定,不排除是东汉纸的可能。这些古纸在制造过程中,或造出纸后,一部分经过了内部加填或表面涂料等工艺处理,其中有的纸表面加有淀粉涂料,已属初级的加工纸范畴。

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骑置”简

本文以悬泉汉简中出土的"骑置"简为中心,探讨其作为汉代邮驿系统的一级机构,考察其功能和作用,对于认识与了解汉代邮驿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西汉,骑置是以传递重要和紧急文书为主的邮驿机构,介于置与亭之间,一般情况下有吏一人、马三匹、驿骑三人。

悬泉汉简所见鼓与鼓令

一般所说的鼓是一种乐器,在古代又有比较独特的用法,近18000枚悬泉汉简简牍文书为我们提供了此类信息。悬泉汉简中与"鼓"相关资料的整理,不仅可以复原汉代的"鼓令",而且可获得一些未曾知道的信息。在悬泉置的日常生活中鼓用于接待,以敲鼓次数的多少告诉接待单位做相应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