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舞《胭脂扣》的创作思维研究与情感“悲”调解读

当代舞作为舞蹈艺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至今经历了几代优秀舞者的传承与创新。如今,当代舞已经建立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和风格,深受舞蹈爱好者和观众的喜爱。本文将从《胭脂扣》这一部当代经典舞蹈作品入手,深入探究这部舞蹈作品的创作思路,同时从情绪舞蹈的角度来对其中的情感“悲”调进行解读。

试论悲与心身疾病的关系

心身疾病与情志之悲关联密切。“悲”可引发多种心身疾病,既作为心身疾病的直接致病因素,同时促进某些疾病或病理过程的发生。“悲”致病之病机可以概括为悲易致人体气血阴阳逆乱,悲伤脏腑。“悲”同时作为许多心身疾病的症状表现,不同表现的“悲”能够帮助我们识别疾病的病机。“悲”也能够成为治疗心身疾病的方式。“悲”能够成为预后转归判断的要点。心身疾病初愈后,戒“悲”亦为防止心身疾病复发的关键。

“美”的转向与超越:庄子“悲态”美学思想阐微

对“悲态”书写的淋漓尽致以及对待“悲态”的积极态度,共同促成庄子“悲态”美学的厚意深旨。理想人生的实现既以对“悲态”的消解为必然途径,也以对“悲态”的沉淀与升华作为根本凭藉。正视“悲态”并在其中找寻与安置自我,进而消减因自然环境恶化、生态环境破坏、生存环境逼仄以及精神世界不断塌陷与沦丧的苦恶之果,是现代人实现个体和社会价值亟待面对与回应的课题。

社会历史观照下舒伯特作品《冬之旅》对于人性悲情的思想和表达

弗朗茨·舒伯特被称为“艺术歌曲之王”,可见艺术歌曲是其创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冬之旅》是舒伯特最为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由24首歌曲组合而成,是一个由音乐所编织的抒情诗。舒伯特作为一位卓越的作曲家,在对《冬之旅》这组作品的处理过程中,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和深沉的感情,将音乐与诗歌紧密地嵌合在了一起。笔者在演唱《冬之旅》的过程中充分体会到了舒伯特对时代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思考,试图走入舒伯特的内心,在社会历史观照下解读舒伯特作品《冬之旅》对于人性悲情的思想和表达。

中兴贤相的萧瑟孤影——论赵鼎诗词中的悲感书写

宋室南渡重臣赵鼎一生坎坷,命途多舛,诗词中表现出身世之悲、家国之悲、贬黜之悲以及仕隐矛盾等多重悲感。在人生不同阶段里,其悲感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赵鼎表现悲感的抒情模式较为特殊,往往将悲感寓于慷慨豪气与“山林之乐”,并通过运用“一”与“多”之数量词并构建其对立统一关系、组织与铺排衰飒意象、化典故于平实之语等艺术手法表现悲感。在南宋四名臣这一主战派贬谪文人群体中,他的悲感别具一格,促使这种差异产生的主要因素是其家乡位置、人生境遇以及学术思想的特殊性。

一曲不幸的悲诗——论刘亮程诗集《当诗歌忘记我们》

刘亮程于1981年开始写诗,随后踏进西部诗坛,一写就是十几年。1993年进入乌鲁木齐时中断诗歌写作,转向散文创作。刘亮程的早期诗歌受到当时“西部诗”和“朦胧诗”等流派的影响,综合诗人偏居一隅对爱情、死亡、时间的思考和想象;后期诗歌集中于对乡村、时间、死亡、孤独和虚无的展现,书写诗人的自我意向。诗歌整体呈现出悲伤的总基调,运文谴字注重“复式语象”和“反常组合”,以此修辞为中介将悲诗的主题内涵——时间之悲、孤独之悲表达而出,并发抒对时间“旷野”里的生命之深思和对乡村精神认同的美学追求。诗人站在“小村”的边上,如牧人恣意放牧灵魂,谱写一曲“生命上抵高天,下达深地”的感天动地的悲诗。

圆满合一:弘一法师绝笔《悲欣交集》中的生与死

作为近现代知名的一代高僧——弘一法师在诸多文化艺术领域都曾开风气之先,是二十世纪我国一位全能艺术大师。书迹《悲欣交集》是其晚年圆寂之前的绝笔墨宝,析其理,四字和盘托出悲悯众生沉沦生死之苦,欣喜自己往生离苦得乐的心境,“悲”众生迷,“欣”己已悟,“悲欣交集”即生命本身,交集指代了生与死之间的思想冲突,死亡与彼岸之间的融合关系。悲欣本有二元之别,交集之际便融为一体,圆满合一。四字告别绝笔,蕴含了撼人心灵的深刻力量,也是弘一法师一生修行的真实写照。

乐中写悲——曹植《登台赋》中的悲情描写

曹植《登台赋》中“悲鸣”一词的出现是对汉代盛行的“以悲为美”悲美意识的继承与自觉实践。此处的“悲鸣”并非真悲,而是乐事乐情书写中为表现主题的一种自然技巧的运用,这种不含情绪转变的悲情描写属于悲美意识发展到第三阶段的更自觉的应用。本赋中悲美意识的呈现使作品主题更加突出,进而使情感得到进一步彰显。

陕西筝曲《姜女泪》音乐风格的悲情色彩研究

古筝作为中国本土传承了几千年的古老民族乐器,在历代众多与音乐有关的文学作品中,对其描写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古诗词的描述中,古筝都与“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姜女泪》作为陕西筝派的传统代表曲目,具有浓郁的音乐悲情风格。本文主要在音乐本体上发掘其悲情色彩的体现,通过探究其《姜女泪》的调式调性的特性音和结构特点、节奏变化、旋法特征等方面,探究音乐与悲情的通感和共鸣之处。

传统悲情、英雄悲剧与“戏剧的感动力”——基于郭沫若历史剧《孔雀胆》的考察

郭沫若历史剧悲剧性问题,应置于话剧发展历程的大背景中仔细考量。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以“戏剧的感动力”为出发点,提出重视伦理和观众心理诉求的观点,以推动话剧大众化发展。本文通过《孔雀胆》不同版本的比对和史料的梳理,发现剧作呈现出的强烈且持久的悲剧性,郭沫若将戏曲传统中的忠臣蒙冤、为情所困等观众熟悉的元素,灌注进西方英雄悲剧、马克思主义悲剧观中,建构起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悲剧。郭沫若历史悲剧引发的情感共鸣,并不单纯是对战时大众心理需求的契合和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唤醒,更是探索情感对社会心理结构塑造的一种方式。

杜甫“满目悲生事”发微——兼论“有托而逃”

文学作品以客观的生存环境为依托生成特殊的语境。对杜甫“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之解释,历来众说纷纭,尚无定论。联系乾元年间战时状况、华州时务及社会危机,还原杜甫作为州县官吏的生存环境。在此背景下,杜甫夹杂在君王、州官、百姓中间,饱受人事尘杂之烦扰。因此,杜甫“因人远游”所指不囿于个体,应较为宽泛地呼应“悲”字:悲君王姑息苟安,悲州郡官员一团和气,悲百姓生死接踵,故“有托而逃”。杜甫虽远离文吏之职,但时刻关注政事,保有素志,追寻儒道,以求良机。

元宵诗词的悲美价值研究——以《生查子·元夕》与《青玉案·元夕》为例

宋代的元宵诗词经常体现出宋人的悲情情结,诗人面向五光十色的元宵景象常有悲从中来的感慨,把自己不顺的仕途、缥缈的爱情与崇高的抱负寄寓元宵佳节涌动的感性中,在喜乐中注入悲情,表达方式上用乐景抒哀愤,委婉动人。本文研究了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与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两首元宵诗,对比分析两首诗词表达的悲情美学价值,除了意象元素的悲美,诗人的人生遭遇与超脱的思维境地同样传达出悲美的审美体验。

试论喜剧中“小人物”的悲情色彩的运用技巧与表现手法——以《我们的家》当中“岳雷”角色为例

本文主要介绍了原创话剧《我们的家》的背景、主题和主要角色“岳雷”的基本情况和性格特点。这个角色就是大家常常说的在作品里的小人物,由他展开的讨论,同时,还分析了喜剧中“小人物”的悲情色彩的意义,包括其在剧情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文章还详细描述了“岳雷”角色在剧中所面临的困境和不幸遭遇,以及他的生活状态和对待悲情的态度。此外,探讨了喜剧作品中如何运用技巧来表现“小人物”的悲情色彩,并以《我们的家》为例,分析了该剧对“岳雷”这个角色的形象塑造和情节安排。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些有作为、有理想的文学艺术家,对单纯的悲剧和单纯的喜剧开始不满足了,探索起悲剧里面的喜剧元素,喜剧中又存在的悲剧色彩。一部戏,明明是喜剧,却弥漫着一种浓浓的悲剧色彩,让人脸上笑着,心里却想哭;看起来是悲剧,却藏着喜剧元素,眼泪流着,骨子里却忍俊不禁。总的来说,《我们的家》以其独特的剧情和人物塑造,成功地将喜剧和悲剧元素融合在一起,给观众带来了既欢笑又感动的观剧体验。

乐而不耽,痛而不悲——《兰亭集序》教学探微

文学作品的教学,往往具有多元解读的空间,但其根本是建立在对文本准确解读和对主题深刻把握的基础上的。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抒发的情感比较复杂,抓住“畅叙幽情”就可以廓清云雾;对他的“生死”感叹,可以“疑义相与析”;但对主旨的把握必须正本清源——“乐而不耽,痛而不悲”才是关键。

归到“悲”字始有光——试析《项脊轩志》的五种悲情

明代归有光的散文《项脊轩志》叙写琐碎往事,文风朴实,道出了无尽的人生之悲。不到八百字的短文,包含五种悲情。作者的一生,“悲”字如影随形,作者悲三位女性亲人的离世,悲家族的衰败,也悲自身仕途的坎坷。从某种意义上说,五种悲情,让更多读者认识了归有光,加深了对《项脊轩志》的理解。

浅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悲慨”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一部探讨中国诗歌风格论的著作,在文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悲慨》一品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叙述了自然、人生和社会三悲,背后蕴含了儒家和道家精神,体现了司空图内儒外道的本质,有其深刻的历史来源和社会来源。

时空叙事中的悲剧书写——以老舍《大悲寺外》为例

老舍在《大悲寺外》中穿插鲜明的时空因素,让悲剧书写在时空交织中展开。时间叙事表现在设置时间跨度以实现悲剧宿命感的营造,用时间里绵延的生命意识让文本具有超验色彩,借助特殊时间刻度来丰富悲剧意蕴。空间叙事表现为通过空间本身含义的和空间隐喻义让悲剧情节更具戏剧性,通过对悲剧的深层根源的形象化展示扩充文本的容量,使之更具艺术性。悲剧在时空中展开,一方面反映了老舍审视社会的独特视角,另一方面也表露出老舍改造国民性格的尝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中的电影《悲情布鲁克》

电影《悲情布鲁克》以九一八事变为历史背景,通过展现蒙古族人民在遭受日本侵略者压迫与掠夺时的英勇抵抗,折射出整个中华民族在国难当头之际所表现出的同仇敌忾与顽强斗争。影片描绘了蒙古族牧民与汉族等其他民族在面临共同敌人时的紧密联系与互助合作,表现了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各民族打破地域与文化差异,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悲情布鲁克》通过叙述蒙古族英雄人物及其家庭在战争中的悲剧性遭遇,展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电影中的人物并不孤立存在,而是与各地民众、抗日武装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反映了在抵抗外侮的斗争中,各民族间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共同成长的关系。电影《悲情布鲁克》通过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叙事方式,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特殊历史时期的重要性,以及各民族共同参与抗日战争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意义。

以悲诉情——拉赫玛尼诺夫《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悲情色彩研究

拉赫玛尼诺夫是19世纪俄罗斯最著名的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之一,柴可夫斯基的创作风格对他创作的影响极为深刻,他的音乐都有着浓厚的俄罗斯民间音乐基础和悲情色彩。本文是以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为研究对象,对其悲情色彩进行研究。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使用的每一个音符中都蕴含着悲情的力量,饱经风霜的拉赫玛尼诺夫把他所有的热情都带到了作品中,本文结合对作品的分析以及以悲情色彩为中心的研究,具体分析悲情在旋律、和声、调式和力度上的表现以及悲情色彩形成的原因。

尼采的苏格拉底批判及其悲剧观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对苏格拉底进行了严格的批判,并就“逻辑的苏格拉底”“赴死的苏格拉底”“审美的苏格拉底”进行了深入分析。尼采通过对苏格拉底代表的理性、逻辑与知识的批判,强调悲剧艺术与逻辑或知识理性根本不相容。基于此,尼采强调苏格拉底代表的逻辑与知识原则进入了悲剧,直接导致希腊悲剧的衰亡。要想悲剧得以重生,就必须回到音乐与神话代表的悲剧艺术的本原价值上来,因此,辩证地分析与评判尼采的思想原则,有助于揭示尼采悲剧理论的时代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