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的悲剧化——论当前国产影视剧创作的一种趋势

近年来,塑造令人同情与怜悯的悲剧式反面人物成为国产影视剧的一种潮流。这种悲剧化书写,主要是通过展现自我美好本性的丧失与展现外在美好事物的毁灭两种方式实现的。这一潮流的出现与我国影视剧创作类型意识的强化与现实主义的深化有关,也与当下网络时代/妥协社会受众的审美趣味与集体心理有关。恶的悲剧化潜藏着恶的正当化的危险,因此创作者要正确处理好反面人物的主导性格与次要性格、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的关系,把握好描画恶的尺度。

论家族叙事的悲剧化与喜剧化

中国的家族叙事大多采取悲剧化的格调,展现人物在悲剧情境中的生命抗争。由于题材和中国文化的性质,家族悲剧性叙事呈现悲而不伤、怨而不怒等审美特征。在少数文本中,喜剧性的手法揭示了旧家族的荒诞与崩溃的必然,特别在先锋叙事中,对父辈的降格叙述表明了伦理与家族叙事的革命。

新世纪乡土小说悲剧化叙事刍议

新世纪乡土小说发展陷入低谷,作家数量、题材范围及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弱化。在叙事层面,表现出明显的悲剧化倾向。究其原因,市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分析这种集群式审美趣味的成因及价值,对乡土小说的发展大有裨益。

哭泣的爱神与文学的叹息——论新时期文学中情爱表现的悲剧化倾向

一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情爱的表现虽然也呈现出种种复杂的景观,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却是缺少悲剧精神的。它在文学对情爱故事的处理上集中表现为以大团圆为结局的结构模式。这种倾向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上日益增强。在唐代传奇中我们可以看到《莺莺传》、《霍小玉传》等悲剧精神较强的作品,在宋代话本中也可以看到《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找不到美好结局的故事,元代戏曲中不乏悲剧题材。

“惊梦”是一种现代悲剧性生命体验——话剧《惊梦》观后

话剧《惊梦》是近期在国内各大城市巡演并取得较大成功的一部作品。《惊梦》通过昆曲大班和春社在解放战争中的一段戏剧性演出经历,把中华文明古典文化的美学形式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革命文化的美学形式在一个具体的戏剧性事件中结合起来,较为成功地把已经程式化的美学形式在戏剧演出活动中重新激活,从而呈现出具有当代性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惊梦》的创作是成功的。另外,作为《惊梦》的一种艺术追求,编导用喜剧化的形式来表达和呈现具有重要意义的悲剧性冲突,本文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艺术探索,其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值得学术界重视。

沈石溪动物小说中的道德化叙事模式

动物小说的叙事模式可以总结出不同的几种类型。本文以"人化"、"悲剧化"、"道德化"为三部曲来分析《羚羊飞渡》、《再被狐狸骗一次》、《母象冢》三篇动物小说的叙事模式,在分析过程中,注重结合自身阅读小说的审美感受和体验,而不拘泥于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试图借此来对小说中所体现出的人类的反省和思考做出简略的说明。

岑献青《逝月》的悲剧意义

《逝月》通过对壮族妇女妲人生悲剧的描写,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广大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还存在着残余的封建宗法势力、旧传统观念和迷信落后风俗,妇女要在政治、经济和人格上得到真正解放,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将悲剧诗意化是《逝月》创作上的一种可贵的艺术探索。

医学视角下现代文学叙事品格考察

20世纪中国文学和医学深刻扭结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的借鉴体验,对于"弃医从文"或"亦医亦文"的人文作家具有深层规约,造成文学叙事呈现出相当的冷静、理性和悲剧化品格,而这一点又恰恰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品质相契合。

汪曾祺小说中的生存观

汪曾祺的创作思想,很大程度受儒、道、佛三教的影响。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大多随遇而安、安贫乐道,除此之外,悲剧化倾向是较为明显,但总给人留有欢乐、留有希望。纵观其小说,并不带伤感之气,相反,轻松、乐观的格调占据了主要地位,并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沉重肉身与静美之死——卡夫卡作品中的死亡哲学

卡夫卡在作品中几乎都安排主人公微笑着走向死亡,在肉身死亡中追求超越现实痛苦的精神存在,以达到反讽荒诞现实的悲剧化效果。所以死亡成为卡夫卡作品中浓重的一笔,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笔者在文中试图从三个方面对其作品中死亡意识进行哲学探究,以期更加深刻地理解卡夫卡作品的伟大价值。

新时代电影悲喜特性的对立与交融——以《滚蛋吧!肿瘤君》为例

悲与喜是一对矛盾共同体,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影响,共同为影片跌宕起伏的情节铺设及笑中带泪的情感宣泄助力。以人物的悲惨命运为线索进行叙述,凸显生命、死亡等严肃的宏大主题;通过引人发笑的表现手法,在放松观众心弦的同时为传递影片主旨营造愉快氛围。悲剧着重唤醒观众的理性思考,喜剧则激发人们的情感诉求,理性与情感的相互调和,使影片呈现出"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国古典文化特质,极大限度地淡化了悲情,以积极平和的人文关怀态势探寻沉重主题下的温情。

抗争女神不再抗争——论《梁山伯与祝英台》影视改编中祝英台形象的嬗变

纵观民间故事梁祝的改编过程,以对祝英台与梁山伯的形象塑造为主的注释法的改编方式被广泛采用。由梁祝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主要出现在建国后,这期间对祝英台女性形象的改造尤为显著,曾经为追求爱情自由的抗争女神在思想观念、时代潮流的驱动下逐步走向了妥协,整个改编呈现出或追求悲剧性或刻求大团圆性结局或二者兼有的倾向。

方方小人物系列小说的生存主题探析

方方对小人物的命运一向给予了深切的关怀,她善于在简明而流畅的叙述中表达深邃的人生思考,以亮色抚慰黑暗的日常生活,并在日常生活的悲剧性中注入了偶然性因素。

拥有“上帝之眼”的唏嘘命运——探索《蝴蝶梦》的隐性角色

影片《蝴蝶梦》是希区柯克改编自达夫妮·杜穆里埃的同名小说的作品。正如小说中对"宿命"诠释的那般,影片也意在表现出命运的唏嘘以及面对命运时人的弱小。但命运并不以实实在在的样貌嘲弄人间,它化身为"上帝之眼"操纵着世间百态。因此,对这个隐性角色的分析成为了影片分析的一大关键。

挣脱命运之羁——评析东西长篇小说《篡改的命》

东西小说《篡改的命》是一部基于当代的社会新闻创作的文学作品。小说通过祖孙三辈人改变命运的方式反映出当前社会出现的城乡之间的差异。对以主人公汪长尺所代表的新一代的农村进城青年进行悲剧化的命运书写,表现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失衡问题、教育失信问题以及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归属的迷失。作者用中国的传统命运观念来进行社会问题寓言化的批判,引起学者和读者进行社会化的反思。

关于《世说新语》对男性审美的再认识

《世说新语》对男性的审美构成魏晋风度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它体现于吃药、饮酒、吟啸、隐逸和清谈里,张扬于形貌、言行、心性、才智与情趣中,其中男性女性化现象颇堪玩味。魏晋风度是时代悲剧逼出来的主动性的"喜剧形式",是汉末魏晋这个烂泥塘里开出来的一朵荷花。

女性色彩的潜隐与淡化——论萧红小说《生死场》《呼兰河传》的连环画改编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具风格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常常结合自己多舛的生命体验,凝练出具有强烈现实性意义和细腻感伤色彩的女性气质。因此,鲁迅赞誉萧红的作品具有"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为小说"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这种带有悲剧化与批判性意味的女性笔调在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中表现尤为显著。1985年由赵欣野改编、阴衍江绘画的复线式线描连环画《生死场》,获全国第三届连环画绘画二等奖。

《北京人》主题模式解析

《北京人》是一部极具剧作家主观色彩的生命力作。在对曾家这个封建大家庭的文化剖视中,曹禺改写了女性在男性文化中沦为"他者"境遇的历史宿命,并通过悲剧化女性与喜剧化男性的方式,将时代更替更新的进化意识赋予了具有生命痛感的女性个体,从而实现了他对女性命运构想的一次耐人寻味的叙写——理想化。

论反面人物的叙述机制及其当代承传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在反面人物叙述方面已经摸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创作经验,先后创造出类型化、喜剧化、典型化、"悲剧化"四种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叙述类别。其中,类型化叙述的核心机制在于正面人物的反向投射,喜剧化叙述体现为"在倒错中见真实"的讽刺喜剧和"斗智斗勇"的大众喜剧两重机制,典型化叙述则以如实呈现反面人物自身的生存逻辑为旨,悲剧化叙述重在发掘反面人物"恶的战争"及相关的善的毁灭。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四种叙述类别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承传,有效参与了当前文学创作的多样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