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性”绘画语言在民族绘画中的应用——以周思聪《彝女》系列为例

周思聪是当代水墨画中的代表性人物。周思聪曾经到过大凉山彝族写生考察,通过对彝族女性生活状况的考察,了解彝族女性生活中蕴藏着的精神力量。本文试图通过对周思聪1982年“彝女系列”作品中的悲剧绘画语言的深入剖析,着重于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现实生活,以其特有的艺术语言,以女性的角度,以写实的表达方式,把她自己代入画作中的主人公,把生活中悲剧性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脱离了男性统治的社会模式,通过她的绘画,引导着女性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她以绘画艺术将自己独立完整的个性完全展现,无疑是中国当代水墨人物画的成功女性画家的楷模,本文对“彝女”系列作品所反映的女性精神力量进行剖析,体会其画作背后的悲剧性绘画语言,体味其永恒的艺术之美。

从《李尔王》解析莎士比亚悲剧的语言特色

曾经有人做过统计,"意大利歌剧家只用六百到七百个词汇;英国绅士用到三千个词汇,出色的演说家的词汇不超过一万个;旧约圣经中只有五千六百四十二个词汇,而莎士比亚用到的词汇是一万五千多个"。莎士比亚的语言充满魅力,吸收了大量来自传统英国文学的养分和来自民间的口语的优秀成果。本文结合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深入分析了莎士比亚悲剧的语言特色。

现代悲剧艺术对峙的双峰——曹禺和郭沫若的创作风格

如果我们把中国现代戏剧史里的悲剧艺术比作一个山系,那么,曹禺和郭沫若就是这山系里巍然对峙、竞险斗奇的双峰。他们在选材眼光、人物旨趣、艺术精神、审美风格等方面,都形成了颇为引人注目的区别对照。这类对照既饶有趣味,也极富意义,既泾渭分明,又经纬交错。 “现实中的小人物”和“历史上的英杰” 曹禺悲剧和郭沫若悲剧在表象层次的区别对照十分明显。曹禺悲剧题材无一例外地来自当代现实,它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代中国社会,挨得紧密贴得着实,郭沫若悲剧却毫无二致地采自古代历史,它在遥远的历史生活领域里纵横驰骋。悲剧女神的锋利刻刀,在曹禺手中雕琢着背心旗袍、粗衣短褐的现代人物,在郭沫若手里则塑造出峨冠博带、佩剑陆离的古代英雄。

The Dramatistic Action of Language in Thomas Kyd＇s The Spanish Tragedy

Kenneth Burke＇s rhetoric on language as a symbolic action offers an enlightening perspective for reveal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otivations and action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omas Kyd＇s The Spanish Tragedy. This work is a Renaissance drama that features hues of rhetorical language. Linguistic obfuscation, scapegoat mechanism, and the malfunction and dysfunction of language in victimization and revenge are thrown into relief through Burke＇s elaborate system of the symbolism of language. Analyzing the discursive performances of the main characters, readers could get clues of their motives that drive their actions, which are both a representation and an illustration of how language as a symbolic action works in literature

品特戏剧的语言艺术

品特作品中存在大量的自相矛盾的对话,直喻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交流是不可能的。传统舞台对话是清晰的,有逻辑的,其目的就是为了表述特殊情景下的特殊含义。品特戏剧人物一再为正确的表达进行着抗争,他们努力地去寻求正确的词汇进行交流,他们有时是失败了,有时仿佛他们找到了一种正确的表达式或词语,他们就像找到了救命草,总是去品味它,重复使用它,从而使他们获得一种成就感。

“无意义”在尤奈斯库戏剧中的批判意义

“无意义”语言以自由而非理性的孩童视角为起点,通过对既定意义的逃离和否定,揭示和批判基于理性的人类现实。作为反叛力量的“无意义”在法国“荒诞派”剧作家欧仁·尤奈斯库20世纪50年代的反现实主义戏剧中尤为突出。作家在对白中通过模仿和颠覆教条、口号、常识、套话等不同形式的陈词滥调,一方面放大了它们的机械与滑稽,嘲讽了其背后的权威和盲从;另一方面构建了以词语间内在联系取代语意逻辑的“反语言”,发展了“无意义”在中世纪口语文学中的传统形式。在喜剧性的外表之下,“无意义”实则是作者呈现“语言的悲剧”的途径,也是他挽救语言、解放思想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