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枯荣与万物悲和——曹文轩少年成长主题小说论

曹文轩的小说创作,是关乎天与地,社会与自然,人心与现实真切的体悟与反思。草木枯荣与万物悲和,是自然循环和悲欢离合的隐喻,也是在变化中寻求常态,在矛盾中寻觅平衡,在消长间体察以中和、和谐与回转为核心的美学观的表征,赋予了少年成长叙事一种超脱世俗的禅意之美。在他构筑的少年成长史诗中,水乡之地幻化为灵魂的温床,以“文学地理学”之笔,轻绘出一方滋养心田的诗性疆域,引领少年穿越时光的长廊,觅得成长的奥义。曹文轩关注逆境、命运与苦难对少年成长的精神磨砺,探索少年如何在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滋养下,实现悲与和的辩证统一。他抛弃了简单化的人物设计,不断放大凡人真与伪的精神向度,抵达人性与思想的纵深以及灵魂深处的诗意与哲思,成为带有“作家型学者/学者型作家”标签的作家,也让他行至个体生命体验与文本美学实践的双重境界。

新发现的陈大悲广播剧理论与创作

陈大悲是中国广播剧文学重要的开创者,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广播剧文学的开创者。他率先在中国倡导广播剧运动,发表了一批广播剧理论文章,阐述了广播剧文学的文体特征、创作要求与演播技巧,推动了中国广播剧的诞生与发展,具有开拓性的价值。其创作的《双十节之夜》《一二八之夜》是中国现代广播剧文学的重要作品,也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广播剧的代表作。他将世俗化表现与国家宏大叙事统一起来,揭露了日寇的侵略暴行,批判封建落后的社会现象,对抗日战争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具有比较丰富的审美意蕴。他以娴熟的艺术技巧进行生动的人物描写,以形象的声音表现来创造浓郁的戏剧气氛,使政治性与审美性和谐地统一起来,显示了鲜明的审美特征。对这些文献进行分析研究,无论是对于深入研究陈大悲,还是对于研究中国广播剧文学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广播剧文学史,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闽南歌仔戏“悲情性”审美特征的生成机制探究

“悲情性”是发端于闽南、形成发展于台湾地区而后流行于闽南文化圈的歌仔戏的情感主线与审美特征。文章从音乐文化学的角度切入,研究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闽南歌仔戏“悲情性”审美特征的生成,与其所处的文化历史环境形成共生关系,也与剧本偏好悲剧性内容、音乐以“哭”当歌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更是闽南人“以悲为美”的审“悲”心理意识特征的外化。

论淮剧的悲情构型

淮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江苏省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悲情是淮剧独特的美学特征,几经演化,在人物形象、戏剧环境、悲喜交融的戏剧构造等方面逐渐形成淮剧风格特征中非常明显的艺术构型。近年来,淮剧研究主要集中在淮剧历史、唱腔流派、传承发展等方面,对其悲情美学及艺术构型方面鲜有关注。通过对淮剧形成、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设计、舞台艺术呈现等的考察,探究淮剧在人物形象、戏剧环境以及悲喜交融情节结构方面具有的悲情特征及其鲜明的构型特点,进一步凸显淮剧独具的美学风貌,可为今后更加深入地探索淮剧传承发展及舞台艺术的繁荣提供借鉴。

当代舞《胭脂扣》的创作思维研究与情感“悲”调解读

当代舞作为舞蹈艺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至今经历了几代优秀舞者的传承与创新。如今,当代舞已经建立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和风格,深受舞蹈爱好者和观众的喜爱。本文将从《胭脂扣》这一部当代经典舞蹈作品入手,深入探究这部舞蹈作品的创作思路,同时从情绪舞蹈的角度来对其中的情感“悲”调进行解读。

论约翰·济慈诗歌《伊莎贝拉》的浪漫与悲情

英国诗人约翰·济慈的最后诗集中的《伊莎贝拉》展现了他独特的抒情风格,融合了浪漫主义和悲情主义。本文通过分析《伊莎贝拉》,探讨其叙事内容、感情基调,以及诗中的浪漫主义爱情观和悲情主义思想。通过分析诗中的人物与环境,揭示了济慈对爱情自由的崇尚、对残酷现实的批判和对劳动者的同情。重读《伊莎贝拉》有助于深入理解济慈在诗中表达的强烈情感,以及其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关注。

试论悲与心身疾病的关系

心身疾病与情志之悲关联密切。“悲”可引发多种心身疾病,既作为心身疾病的直接致病因素,同时促进某些疾病或病理过程的发生。“悲”致病之病机可以概括为悲易致人体气血阴阳逆乱,悲伤脏腑。“悲”同时作为许多心身疾病的症状表现,不同表现的“悲”能够帮助我们识别疾病的病机。“悲”也能够成为治疗心身疾病的方式。“悲”能够成为预后转归判断的要点。心身疾病初愈后,戒“悲”亦为防止心身疾病复发的关键。

社会历史观照下舒伯特作品《冬之旅》对于人性悲情的思想和表达

弗朗茨·舒伯特被称为“艺术歌曲之王”,可见艺术歌曲是其创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冬之旅》是舒伯特最为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由24首歌曲组合而成,是一个由音乐所编织的抒情诗。舒伯特作为一位卓越的作曲家,在对《冬之旅》这组作品的处理过程中,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和深沉的感情,将音乐与诗歌紧密地嵌合在了一起。笔者在演唱《冬之旅》的过程中充分体会到了舒伯特对时代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思考,试图走入舒伯特的内心,在社会历史观照下解读舒伯特作品《冬之旅》对于人性悲情的思想和表达。

慈悲融会:大慈阁定名年代及其缘由考辨

大慈阁,原名大悲阁,亦称真觉禅寺,始建于1227—1232年之间。位列上谷八景之首,被冠以“市阁凌霄”的美誉。现今地方志书中对大悲阁更名大慈阁的具体年代往往语焉不详,通过对阁内四方碑刻及文献资料的整理爬梳,易名的年代应在1792—1811年之间。时值乾嘉盛世,国家承平日久,鲜有战乱。且“大慈大悲”本为一体,融会贯通。虽仅易一字,于斯时之社会中甚为妥帖自然。

“美”的转向与超越:庄子“悲态”美学思想阐微

对“悲态”书写的淋漓尽致以及对待“悲态”的积极态度,共同促成庄子“悲态”美学的厚意深旨。理想人生的实现既以对“悲态”的消解为必然途径,也以对“悲态”的沉淀与升华作为根本凭藉。正视“悲态”并在其中找寻与安置自我,进而消减因自然环境恶化、生态环境破坏、生存环境逼仄以及精神世界不断塌陷与沦丧的苦恶之果,是现代人实现个体和社会价值亟待面对与回应的课题。

中兴贤相的萧瑟孤影——论赵鼎诗词中的悲感书写

宋室南渡重臣赵鼎一生坎坷,命途多舛,诗词中表现出身世之悲、家国之悲、贬黜之悲以及仕隐矛盾等多重悲感。在人生不同阶段里,其悲感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赵鼎表现悲感的抒情模式较为特殊,往往将悲感寓于慷慨豪气与“山林之乐”,并通过运用“一”与“多”之数量词并构建其对立统一关系、组织与铺排衰飒意象、化典故于平实之语等艺术手法表现悲感。在南宋四名臣这一主战派贬谪文人群体中,他的悲感别具一格,促使这种差异产生的主要因素是其家乡位置、人生境遇以及学术思想的特殊性。

一曲不幸的悲诗——论刘亮程诗集《当诗歌忘记我们》

刘亮程于1981年开始写诗,随后踏进西部诗坛,一写就是十几年。1993年进入乌鲁木齐时中断诗歌写作,转向散文创作。刘亮程的早期诗歌受到当时“西部诗”和“朦胧诗”等流派的影响,综合诗人偏居一隅对爱情、死亡、时间的思考和想象;后期诗歌集中于对乡村、时间、死亡、孤独和虚无的展现,书写诗人的自我意向。诗歌整体呈现出悲伤的总基调,运文谴字注重“复式语象”和“反常组合”,以此修辞为中介将悲诗的主题内涵——时间之悲、孤独之悲表达而出,并发抒对时间“旷野”里的生命之深思和对乡村精神认同的美学追求。诗人站在“小村”的边上,如牧人恣意放牧灵魂,谱写一曲“生命上抵高天,下达深地”的感天动地的悲诗。

圆满合一:弘一法师绝笔《悲欣交集》中的生与死

作为近现代知名的一代高僧——弘一法师在诸多文化艺术领域都曾开风气之先,是二十世纪我国一位全能艺术大师。书迹《悲欣交集》是其晚年圆寂之前的绝笔墨宝,析其理,四字和盘托出悲悯众生沉沦生死之苦,欣喜自己往生离苦得乐的心境,“悲”众生迷,“欣”己已悟,“悲欣交集”即生命本身,交集指代了生与死之间的思想冲突,死亡与彼岸之间的融合关系。悲欣本有二元之别,交集之际便融为一体,圆满合一。四字告别绝笔,蕴含了撼人心灵的深刻力量,也是弘一法师一生修行的真实写照。

乐中写悲——曹植《登台赋》中的悲情描写

曹植《登台赋》中“悲鸣”一词的出现是对汉代盛行的“以悲为美”悲美意识的继承与自觉实践。此处的“悲鸣”并非真悲,而是乐事乐情书写中为表现主题的一种自然技巧的运用,这种不含情绪转变的悲情描写属于悲美意识发展到第三阶段的更自觉的应用。本赋中悲美意识的呈现使作品主题更加突出,进而使情感得到进一步彰显。

古筝协奏曲《枫桥夜泊》悲美意象的塑造

王建民的古筝协奏曲《枫桥夜泊》,巧妙地运用独特的音乐语汇,将唐代诗人张继的诗作精髄融入其中,塑造出一种深沉且富于悲美意蕴的音乐形象。该曲以景寄情,通过其内在的家国情怀,深刻展现了忧国忧民的深远情感。其独特的悲美意象连接古今、跨越千年,彰显了高度的艺术成就,更在传递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陕西筝曲《姜女泪》音乐风格的悲情色彩研究

古筝作为中国本土传承了几千年的古老民族乐器,在历代众多与音乐有关的文学作品中,对其描写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古诗词的描述中,古筝都与“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姜女泪》作为陕西筝派的传统代表曲目,具有浓郁的音乐悲情风格。本文主要在音乐本体上发掘其悲情色彩的体现,通过探究其《姜女泪》的调式调性的特性音和结构特点、节奏变化、旋法特征等方面,探究音乐与悲情的通感和共鸣之处。

传统悲情、英雄悲剧与“戏剧的感动力”——基于郭沫若历史剧《孔雀胆》的考察

郭沫若历史剧悲剧性问题,应置于话剧发展历程的大背景中仔细考量。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以“戏剧的感动力”为出发点,提出重视伦理和观众心理诉求的观点,以推动话剧大众化发展。本文通过《孔雀胆》不同版本的比对和史料的梳理,发现剧作呈现出的强烈且持久的悲剧性,郭沫若将戏曲传统中的忠臣蒙冤、为情所困等观众熟悉的元素,灌注进西方英雄悲剧、马克思主义悲剧观中,建构起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悲剧。郭沫若历史悲剧引发的情感共鸣,并不单纯是对战时大众心理需求的契合和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唤醒,更是探索情感对社会心理结构塑造的一种方式。

论中国西部武侠电影的悲文化呈现

中国西部电影一直在致力于类型化模式的探索,而西部武侠电影是西部电影流派颇为典型的电影类型之一,其孕育在得天独厚的地理风貌、沉郁深邃的悲剧美学和源远流长的侠义文化之中。西部武侠电影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将其中的报应观、中和之美、忍文化与女性文化的悲剧内涵融入自身的审美实践。西部电影近40年来的发展历程呈现出独特的悲剧美学价值与西部侠义精神。

杜甫“满目悲生事”发微——兼论“有托而逃”

文学作品以客观的生存环境为依托生成特殊的语境。对杜甫“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之解释,历来众说纷纭,尚无定论。联系乾元年间战时状况、华州时务及社会危机,还原杜甫作为州县官吏的生存环境。在此背景下,杜甫夹杂在君王、州官、百姓中间,饱受人事尘杂之烦扰。因此,杜甫“因人远游”所指不囿于个体,应较为宽泛地呼应“悲”字:悲君王姑息苟安,悲州郡官员一团和气,悲百姓生死接踵,故“有托而逃”。杜甫虽远离文吏之职,但时刻关注政事,保有素志,追寻儒道,以求良机。

崇善寺大悲殿大木设计尺度研究

太原崇善寺大悲殿作为明代早期建筑的珍贵遗存,其建筑技艺和结构特征体现了明官式营造制度与山西地方匠作技艺的完美融合。通过对大悲殿的平面布局、屋架结构及斗栱尺寸等的精细化测绘,深入探讨了其大木结构的设计尺度。研究采用传统手工测绘与三维激光扫描相结合的方法,全面记录了大悲殿的建筑信息及特征,并通过对柱底、檩长及平板枋长度等关键平面数据的对比分析,揭示了大悲殿的建筑特点和结构逻辑。该研究为大悲殿的进一步研究和保护提供了科学的数据支撑,并为类似古建筑的研究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