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院校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乐观/悲观偏差

目的探讨师范院校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乐观/悲观偏差情况。方法分层随机抽取某师范院校大一至大四年级425名被试采用自编职业决策困难乐观/悲观偏差问卷和职业决策困难问卷(CDDQ)进行测量。结果①年级与师范类别交互效应显著(F=2.752,P=0.043),随着年级的增加,师范生在职业决策困难方面的乐观偏差逐渐减小,非师范生则逐渐由悲观偏差变为乐观偏差,大二到大三发生剧变;②有过工作经历或接受过职业指导的学生比没有工作经历或没有接受过职业指导的学生表现出更高的乐观偏差(F=6.155,P=0.002;F=4.258,P=0.015);③乐观/悲观偏差与职业决策困难程度存在正相关(r=0.392,P<0.001)。结论低年级师范生职业决策困难乐观偏差高于高年级师范生,低年级非师范生悲观偏差明显,高年级非师范生乐观偏差明显;工作经历和职业指导有助于增加乐观偏差;职业决策困难程度高的学生,乐观/悲观偏差也倾向于更高。

大学生对一般生活事件和意外事故的乐观和悲观偏差估计:直接和间接测量的比较

研究考查了大学生对一般生活事件和意外事故的乐观与悲观偏差,并检验不同测量方法是否会产生不同结果。通过对273名大学生进行问卷研究,结果发现:(1)在直接和间接测量时,被试对一般消极事件、意外事故存在乐观偏差,对幸免于意外事故存在悲观偏差;但对一般积极事件,被试在直接测量时出现乐观偏差,在间接测量时为悲观偏差。(2)在两种方法中,被试对意外事故的乐观偏差皆高于一般消极事件,但一般积极事件与幸免于意外事故的结果在直接测量时有显著差异,而在间接测量中差异不显著。(3)在直接测量时,消极事件的发生频率越低乐观偏差越严重,积极事件的发生频率越低则悲观偏差越严重;在间接测量中事件频率与偏差结果相关不显著。

乐观偏差与悲观偏差:青年学子在疫情中的两类风险认知偏差探析

“风险感知偏差”是指公众基于自己的直觉感受和感性认识而高估或低估某种风险发生概率的现象。高估健康风险不仅会引发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而且也会付出不必要的行为成本;而低估健康风险则不仅容易导致麻痹松懈和侥幸心理,而且也会错过最佳的应对时机。研究以“新冠肺炎”议题为例,对835名高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青年学生在重大传染病疫情中存在着两类风险感知偏差:一类是就易感对象而言,这种认知偏差表现为个体容易低估自己遭遇新冠肺炎的概率而高估了同龄人感染新冠肺炎的概率,从而产生了“乐观偏差”。另一类是就疾病类型而言,个体错误估计了新冠肺炎与其他疾病在一般人口中的发生概率,进而产生了“悲观偏差”。同时研究还发现,无论是采用“绝对风险测量法”还是“相对风险测量法”,受访者对新冠肺炎在不同人群中的发病概率评估都存在着“乐观偏差”效应。而无论在何种情绪水平下,受访学生表现出的乐观偏差都没有显著差异。

基于悲观偏差的定价订购报贩模型

研究报贩的悲观偏差对于其联合定价订购决策的影响。本文使用预期效用(Anticipated Utility)决策模型,预期效用理论最大优点是包含了决策者的概率相关的风险态度,从而可以很好地刻画决策者的悲观偏差。我们证明了随机需求具有加形式时,悲观偏差使得报贩设定的最优价格低于期望利润最大化报贩的最优价格,而悲观偏差和边际效用递减的联合作用使得报贩的最优定价进一步向下偏离于期望利润最大化报贩的最优价格。然而无法确定这两类心理偏差对于报贩最优订购量的影响。

公众环境风险认知偏差与风险传播行为间关系研究

近年来的环境污染事件使得民众不断关注所处环境。文章从风险认知偏差角度,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环境风险认知偏差(悲观、乐观偏差)与环境风险传播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公众对环境问题风险较忧虑,且风险认知上较容易出现影响风险传播行为的悲观偏差,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悲观偏差下的风险传播行为极易引发谣言的产生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