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时之悲与人格超越

魏晋文学中的悼时之悲是先秦两汉文学悼时之悲的历史延续。建安文学的悲时是在人的客体性与主体性激烈冲撞的历史情境中生发的,因此,以建功立业的方式超越有限的人生,是其人格上的终极关怀。正始文学从“道”的层面对时间进行审视,更富有哲学的深刻,尤其是阮籍所建构的“大人先生”人格体现了对时间的绝对主宰意识。陶渊明作为一个阅尽人世沧桑的文人试图以委运随化的方式消解由悲时引起的精神激荡,但时间的不可抗拒性又使他焕发出“金刚怒目”的情怀,因此,人生的悲剧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