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实”“意”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2004年12月23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向社科联组织和社科工作者提出了四个字的要求,即“真”“情”“实”“意”。“真”,就是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表明的是一种立场;“情”,就是要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充满激情,显现的是一种态度;“实”,就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强调的是一种方法;“意”,就是要树立精品意识,提出的是一种导向。“真”“情”“实”“意”四个字结合起来,就是要求各级社科联组织和广大社科工作者,真情实意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真情实意地搞好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社会安定、文化繁荣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真情实意地为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奉献毕生的智慧和才情。习近平同志关于开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做到“真”“情”“实”“意”的讲话,语言朴实,涵义深刻,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真”“情”“实”“意”总要求,本刊约请沈满洪教授结合高水平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强省实际,分享对“真”“情”“实”“意”的思想内涵、实践成就、根本要求的理解与认识。

“情”“理”“法”及其功能

“情理法”是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研究中重要论题之一．本文对“情理法”还是“情”“理”“法”作了语义上的分析和梳理,并就三者之间的关系从功能性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比德”“比情”“畅神”——论汉代自然审美观的发展和突破

学术界认为汉代自然审美观无发展或无重要发展的成说值得商榷。全面审视 ,汉代发扬光大了“比德”说 ,提出建构了“比情”说 ,催发萌生了“畅神”说 ,实现了自然审美观的重大发展和突破 ,是中国自然审美观发展历史和逻辑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或关键组成部分 ,它在一定方面和意义上 。

“言志”“缘情”“绮靡”与魏晋诗歌特性的自觉

魏晋诗歌创作逐渐走向繁盛,并成为独立文学门类,因此在文论中出现对诗歌创作需凸显其特性的自觉。从"诗赋欲丽"到"缘情""绮靡",显示了对诗歌审美特性认识逐渐走向深刻,并渐渐冲破从先秦至汉代"诗言志"的社会道德伦理要求和"礼"的规范,从而在中国古典诗论史上产生了强调为政教服务和强调自由抒发情感并行的两种诗学主张,对后世影响甚深。"缘情"、"绮靡"对诗歌的要求显现出在魏晋时期文人们对诗歌审美特性的自觉提倡。

《文心雕龙·情采》中的“情”“采”关系新解

学界对"情"与"采"范畴的论析并没有因《文心雕龙》研究的深化而清晰起来,相反矛盾与分歧逐渐增多。因此,还原其主要范畴的应有之义,回归刘勰论述的意义原点,成为深化"情采"篇研究的重要理路。文章着重从文本出发,重新审视范畴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认为"采"非"文","文"与"质"是"采"的两个维度;"情"非"质","情"是刘勰"情性"本体观的体现。这一研究有利于澄清当下的种种误读。

“推鞫得情”“断狱以情”:我国传统司法“以情服判”的经验与智慧

司法官"推鞫得情""断狱以情"达致服判效果,可谓是我国传统司法文化中的经验与智慧。情以事感,乃人之固有禀赋。"推鞫得情"重在案情,讲求尊重案件事实,使主客观相统一;"断狱以情"重在尽情,不仅要尽司法官之"己情",履行"尽"之责任,还要"尽他情"。案件处断平允,与司法官之探情、顺情、用情、教情的鞫情之术有一定关联。"尽情"之"案情"比拷讯之"供"优越得多。"据状断之"司法原则是司法官"推鞫得情"与"尽情察狱"的依据。"据证断案"与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于使当事人心服口服地服从判决,将证据综合运用,"尽情"之后的"据证断案"才是司法官准确定案的根本。

宇文所安中国诗学研究的“情”“欲”视角

宇文所安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文学表现中的人性主题予以了审视,他重拾并放大了晚明时期昙花一现于中国诗学中的"情"、"欲"问题,不仅从后现代的角度颠覆了中国诗人的经典形象,而且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欲望角度出发,解构了作品本身所内蕴着的精神世界。

体育课堂管理的“情”“理”“法”

体育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由多方面因素组成,但不可否认课堂管理对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如何做好课堂教学的管理是一线教师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结合自己从教经历谈谈对体育课堂管理的三点感想,供读者探讨。

家国“情”“怀”对青少年自尊的影响

目的:为考察家国“情”“怀”对青少年自尊发展的影响。方法: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父母关爱问卷和国家认同问卷对997名初一学生进行为期10个月的追踪研究。结果:初一时的父母关爱和国家认同均对初二时的自尊有正向预测作用;初一时父母关爱和国家认同的交互对初二时的自尊有负向预测作用。结论:家国“情”“怀”的共同作用对青少年自尊的发展是一种“相互补偿”的模式。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诗性乐教——“情”“思”“境”旨趣下的高中音乐教学

诗性乐教中，诗性的内涵就是情感、思维和境界生成，我国传统乐教的发展都是以情感为主要线索，以诗性的感悟、体验为主要的思维品格，以追求美好“成人”为主要境界，在高中音乐教学中也是一样，要赋予情感、展现思维、达成境界。本文简要阐述了当前高中音乐教学诗性乐教中出现的问题，并研究了相关对策，旨在加强“情”“思”“境”旨趣下诗性乐教的高中音乐教学。

论《诗经》的“兴”与古典诗歌“情”“景”关系的演变

我国古典诗歌有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它们多以情景交融的方式来抒情，这种特色的古老源泉可追溯到《诗经》中的“兴”。考察“兴”的物象的特点，“兴”与下文联系的程度以及关联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诗歌发展初期，古典诗歌的“情”与“景”二者关系的演变轨迹。

从“情”“志”到“心”“意”--孔颖达的“本心主意”之说及其诗学史意义

孔颖达的“情志一也”之论,乃是接受六朝缘情思潮的影响而误读《左传》的结果,也是“诗言志”的经学传统进入唐代的一次语境化尝试。孔颖达其实表达的是“情、志一之于心”的意思,他从“诗人之心”上来沟通情、志界限,在六朝以来审美文化膨胀的背景下发出了重建诗人身份的明确信号,并且转换了诗学史上的情、志关系旧题,敞开了后世言说诗心和诗意的话语空间,在古代文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情”“道”分合与明诗的整体困境——以王夫之《明诗评选》为中心

文化心理决定了审美机制,所谓"一代之文学"必能反映某种"道始于情"的核心价值。明代市民阶层的壮大,提出了新的"发乎情,达乎道"诗歌要求。整体考察明诗文本的情感性质,可归为"台阁"、"格调"、"性灵"三派。明诗之所以陷入整体困境,正因未能承担上述使命:台阁派表现的"天理本体",已蜕变为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与"情"形成了疏离与冲突;格调派追求的汉唐"对政治本体的乐感",在当时久成绝响,很难"情以发之";性灵派代表的市民兴趣与浪漫思潮,"主体意识的觉醒"导致对世俗生活情节的兴趣,却未能突破古典诗歌的表现能力、审美传统(更深层是文化心理)。

浅议播音中“情”“声”“气”的关系

播音中的情、声、气应该统一于稿件。要在不脱离稿件的基础上,要做到控制性和自如性的统一,要注意二者的不平衡性,目的是使二者融为一体,浑若天成;要做到规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要努力把规整性融入多样性,把多样性化入规整性。

《文心雕龙·情采》中的“情”“采”关系新解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情采》篇的不同阐释与理解并由此造成的矛盾与问题愈加突出。还原其主要范畴的应有之义、回归刘勰论述的意义原点,成为深化《情采》篇研究的重要任务。我们从文本出发,重新审视范畴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就可以发现,"采"非"文","文"与"质"是"采"的两个维度;"情"非"质","情"是刘勰"情性"本体观的体现。刘勰强调的是抒发真性情,以及对文辞进行恰当的修饰,从而形成文章不同的艺术风貌。只有正确理解刘勰所运用的范畴,弄清楚它们之间的真正关系,我们才能正确把握或接近刘勰论述的本义。

情真理切 文美意丰——高考作文要打好“情”“理”牌

纵观近几年全国各省市自主命题的作文试题,可以说都离不开考查＂情＂和＂理＂这两个字。分析近几年的高考作文命题,发现有以下特点：其一,命题中蕴涵义理,意在考查考生阐述＂义理＂的能力和水平,比如2010年安徽卷的＂哲理联想＂,2009年江苏卷的＂品味时尚＂,

记叙文的“情”“理”双翼

一篇好的记叙文一定要具备两大元素： 首先，要表现出让人感动的“情” 记叙文中可以写哪些情感呢？

用“情”“境”浇开语文之花——记钦州市第五中学语文特级教师苏胜娟

苏胜娟是钦州市第五中学语文老师,2009年被评为特级教师。她说：＂语文教学肩负着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双重任务,作为老师,应该带领学生到一个有山有水,鸟语花香的地方,让他们徜徉于美景中收获知识,愉悦身心。＂为了实现这样的语文课堂教学追求,苏胜娟在教学中以＂情＂为经线,以＂境＂为纬线,摸索出了独具魅力的＂语文情境课堂＂。

从“诗缘情”“诗言志”简论诗歌的生成

中国诗歌是一种极具魅力的文体形式。作为一种极其传统的文学表达方式,诗歌由于历史悠久使得其生成来源具有多种可能性。本文从"诗缘情"、"诗言志"的角度,以情、理双轨并驱来探究诗歌的生成,对中国诗歌起源与审美进行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