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情况判决的适用检视与完善——以166份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情况判决的适用存在着对所涉利益性质界定不清晰、对重大损害缺乏衡量标准、对补救措施的判定不明确以及对“应当撤销而不撤销”与“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界分不清晰等问题。实践中,所涉利益是否区分为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并不影响情况判决的适用,但法院需在判决书中以清晰逻辑对利益定性进行解释证成;对重大损害的衡量,法院需保持中立,综合考量利益轻重,并在判决书披露利益衡量过程;在补救措施方面,法院应对为何责令补救、对谁补救、对何种不利益进行补救等予以解释说明。在适用情况判决时,法院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应当撤销而不撤销”与“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作出区分。

我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适用之困境与出路——以127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情况判决滥觞于二战后的日本,作为一种经由个人与公益博弈后使得法治原则妥协于既成事实之裁判形式,有其适用的特殊时代背景。我国行政诉讼法中亦有类似立法,它无疑在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发挥了作用。然该判决形式却是以法律逻辑无法自圆其说、削弱相对人权益保护及法治原则之背离为代价。它实则是实质法治观念的产物,但现阶段诸多法律制度尚未达到至臻至善的地步,或可以利益衡量定位情况判决,缓解司法实践中情况判决上诉率高,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效果甚微之困境。故亟需规范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明确其适用范围与适用标准。谦抑性适用《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1款、强化利益冲突时利益衡量之论证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正当解释,制度环境成熟时或可考虑情况判决之摈弃。

情况判决的理论与现实反思及其完善

情况判决的必要性,即尊重既成事实和考量公共利益,尚存在有可检讨之处,而其违法追求公益的妥当性也备受质疑;实施中情况判决面临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明确、违背禁止诉外裁判原则等诸多困境,这些都决定了该制度在判决制度中的边缘地位。因此,需完善和建立相关诉讼制度,抛弃起诉不停止执行制度,建立和解制度,来减少情况判决的适用;同时应完善情况判决制度本身,列举规定适用该判决的行政事件,明确"确认违法"在情况判决中的地位。

利益衡量与行政诉讼情况判决

行政判决既关系到公民权利的救济,又关系到公法秩序的维护,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行政诉讼情况判决,即人民法院经审查,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本应予以撤销,但考虑到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撤销,责令行政机关作出其他补救的判决形式,是法官运用利益衡量方法选择的结果。法官在认定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之后是作出撤销判决还是情况判决,取决于法官对案件所涉利益的衡量。

我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之反思

情况判决,本质上是一种因公共利益需要而维持行政行为违法状态的非常态判决,故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慎用。关于情况判决的理论争议历来有之,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客观地看待我国审判实践中情况判决所表现出的种种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探寻完善我国情况审判制度的有益方案。

关于情况判决制度的思考

情况判决是行政诉讼判决中一种特殊的判决方式。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司法解释中确立了情况判决制度,但目前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论行政诉讼中情况判决的适用

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在适用情况判决时存在着泛化的倾向。究其缘由,主要在于公共利益的界定缺乏统一裁判尺度、法官适用情况判决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大、成本效益分析的引入和补救措施鲜有施行,等等。鉴于此,《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1款第1项在我国仍存在适用空间,但为了防止该条款被滥用,应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从源头治理行政违法行为,增设列举式条款明确公共利益边界,将原告个人利益纳入考量,以及借鉴日本“中间违法宣告判决制度”。

行政诉讼中情况判决的适用条件

自2000年我国引入行政诉讼情况判决制度以来,学界、实务界对此制度的主流适用态度一直是从严把握。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期间,是否保留该制度抑或修改适用条件等问题曾引起讨论,最终入法条文基本未作变动。通过分析2015—2019年我国法院的941个情况判决案例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对“公共利益”和“重大损害”条件认定标准模糊不一、利益衡量要素全面性不足的问题。在参考不同国家和地区法律的基础上,可通过统一“公共利益”的司法审查标准并限缩类型、在“重大损害”条件认定上以“衡量模式”替代“单纯判断模式”等手段完善情况判决适用条件之体系。同时,应将情况判决作为最后的备用判决类型,搭配以建构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提高停止执行制度的实施效果等措施来减少适用,最终实现相对人权利的全面保护。

关于行政诉讼情况判决的探讨

情况判决是行政诉讼判决中一种特殊的判决方式,具有特定的内涵、适用条件以及理论依据。但由于判决的适用条件中"公共利益"、"重大损失"的概念难以判断,在此前提下情况判决的适用可能导致公民权利遭受严重的侵害。同时由于利益衡量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需要通过事前的行政程序、诉讼中停止执行制度以及利益衡量等多种手段来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情况判决中“公共利益”界定的适用与检视——基于147份行政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2014年,新的《行政诉讼法》对情况判决制度作出明确和完善后,司法实践发展至今已广泛适用,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影响了情况判决的法律效果。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是情况判决制度中的核心问题,而对“公共利益”进行判断的程序与问题在法律实施中方能真正凸显。因此,以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为依据,对情况判决中“公共利益”界定的适用情况进行归纳分析,不仅有助于情况判决的正确适用,而且对于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行政诉讼情况判决中应明确补救措施内容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确立了情况判决制度,在运行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在现有的情况判决中,补救措施缺乏具体的内容和期限,法官主观上不愿给予明确补救措施内容,无法充分救济相对人权益,弱化了审判效果。通过分析现有判例,发现实务中存在法官对专业领域缺乏了解,担心司法权侵害行政权等顾虑。现实的客观需要,立法本意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都要求法官在情况判决中应明确补救措施内容,对于行政专业性领域的内容,法官可以通过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等方式来进一步充实判决内容,确保相对人权益得到应有保护。

情况判决中的补救措施研究

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在因公共利益而作出确认违法判决的同时,可以责令行政机关同时采取补救措施,从而实现对相对人因情况判决所受的不利益进行救济的目的;但补救措施的适用并未达到这一预期目的,还存在适用率偏低、适用效果不理想、适用规则混乱等问题。补救措施内含于情况判决的运行逻辑和规范意旨之中,具有实现救济、消除争议和违法责任评价等重要作用,因而应当是情况判决制度中的重要一环。法院应当依照“实质性损害”和“存有救济可能性”两个条件进行判断,当符合这两个条件时,法院应当在情况判决中同时适用补救措施。法院可以对补救措施的内容作出明确的指示和设定,但应当仅在满足裁判时机成熟这一特殊条件之时。

行政诉讼之情况判决检视

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情况判决制度,从十几年的司法适用来看,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存在不少问题,理论上也存在较大争议。然而,情况判决制度与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发展状况相契合,有必要继续保留该项制度。在参考域外做法、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完善情况判决制度:严格界定"国家利益"以及"公共利益",将"个人利益"纳入考量范围,利益衡量时考虑"重大损失"的要求,明确具体的补救方式及期限以及用"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取代"确认违法判决"。

行政诉讼中的情况判决探讨

情况判决是行政诉讼判决中一种特殊的判决方式,具有特定的内涵和要件。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制度对情况判决作了明确的规定,我国大陆现行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实际上也规定了情况判决制度,但这三者的规定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我国大陆行政诉讼中的情况判决制度,在公共利益及其重大损失的认定,以及对原告救济途径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中国情境下的情况判决——经由案例的钩沉

作为一项外来制度,情况判决在中国的情境之下生存状况如何,需要系统的反思。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情况判决的适用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审视情况判决的适用现状,分析其存在问题,并对几种流行的改良情况判决制度的方案进行点评,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情况判决中个人利益的保护

情况判决是指法院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为了保护重大公共利益而不予以撤销的一种判决,保护既存公共利益是情况判决的立法初衷。但在情况判决当中仍不能忽视对个人利益的应有保护。个人利益保护不能仅仅局限在事后获得赔偿方面,还应作为一客观要素,纳入到利益衡量的序列,成为判断公共利益损失程度以及是否适用情况判决的参照标准。

情况判决规范旨意分析

欲对情况判决制度进行深入分析,必须从其规范旨意谈起。本文结合几十年来情况判决在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以及大陆的创设和发展,试图整理出一个关于其规范旨意及检讨论争的脉络,以期通过这种"远景式"的观察为略显迟滞、无力的反思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文章的落脚点还是在"中国意识",用规范旨意生发的评判框架对我国引入和较大范围地适用情况判决之妥当性进行一番分析。文章的结论是情况判决在我国适用具有必要性,然而其适用一定要非常谨慎。

情势变更与情况判决

【裁判要旨】行政判决既影响对相对人的救济，也影响对公法秩序的维护。司法实践中应侧重从公法秩序维护的角度，认定判决撤销行政行为是否会给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行政机关作出的吊销行政许可的处罚决定依法应当撤销，但该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更的，特别是相对人丧失了取得行政许可的条件的，人民法院为了维护人们对许可制度有翅}生和灵活性的信赖，应当作出确认行政机关吊销处罚决定违法的情况判决。

情况判决的适用标准

情况判决是在尊重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基于对"公益"的保护,在利益衡量下的非常态判决。在实际适用中,存在情况判决与其他确认判决类型混为一用、相关核心概念的范畴呈扩展趋势及救济手段覆盖率低等情形。究其原因,在于新《行政诉讼法》对情况判决条文用词的演变及欠缺对"私益"范畴保护的规定。为有效发挥情况判决的作用,应将"公益"的单方认定变为多方的责任分配,重大损害的认定必须考虑相关因素及在诉讼中增加"沟通协议"环节。

情况判决的基础与边界

作为一项外来制度,情况判决制度引入我国大陆已有数十年,然而理论界却一直缺乏对其深入细致的理论探讨。追溯到这一制度的诞生国,我们应当反思和检视其产生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情况判决在法院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以求对我国法院在谨慎对待情况判决制度方面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