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梦龙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情史》和“三言”为中心

晚明以降,人文主义思潮涌动,文人倡导尊情适性,导致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同时,小说文本中生成了一大批新型女性形象,在对市井妇女、妓女及世家闺秀等各阶层人物的书写上,展现全新样态。冯梦龙的《情史》和“三言”,不但歌颂女性的坚贞与多情,赞美其才智与个性,更是对程朱理学中的贞洁观念发出挑战与批判。小说对女性进行全面刻画,重新评价妒妇、荡妇等人物形象,肯定女性对情感的追求及其聪明才智,力图建构独立自主的女性个体,客观上呈现了尊重女性、倡导男女平等的妇女观。

“二拍”与冯梦龙的《情史》、《智囊》、《古今谭概》

冯梦龙的一些著述是凌濛初编纂“二拍”所依据的重要蓝本,“二拍”中来源于冯梦龙著述的作品有许多。经过详细地勘对,发现“二拍”中有许多作品直接取材于冯梦龙的《古今谭概》、《情史》、《智囊》,在冯梦龙的这些著述中共有十九则故事被引入“二拍”,涉及到“二拍”十六篇作品,其中入话十则,正话九则。至于与“二拍”相似或近似的故事尚有许多,可见“二拍”受冯梦龙著述影响之大。

《情史》辑评者考辨

《情史》是晚明刊刻的一部小说选评本 ,但不自署姓名 ,只用龙子犹之名作序 ,笔者留心这一问题 ,据近期发现的新材料 ,认为《情史》辑评者为冯梦龙。

冯梦龙《情史》评辑的“情美学”创建及其价值意义

作为晚明时期一部重要的文言笔记小说集,冯梦龙的《情史》评辑贯穿其对"情"之审美性格的把握,对"情"之理想世界的愿景。简而言之,贯穿于《情史》评辑中的,是以"情"为本体、以"情"、"理"相融为旨归、以"真善美"相统一为最终理想境界的"情"审美体系。从先秦至晚明的思想文化发展背景来看,《情史》评辑的这一"情美学"创建,不仅与晚明"情文化"思潮一脉相承,体现了对秦汉以来久已断绝的重"情"文化精神的接续,而且对理学思潮及"情文化"的偏至发展,呈现出双重的纠偏意旨。

解读《莎翁情史》中的后现代文本策略

《莎翁情史》为了避免重复套式化的浪漫爱情故事,独具匠心地借鉴和运用了许多后现代文本策略。首先,影片在厚描历史中解构历史的客观性,呈现出强烈的自我颠覆性。其次,影片有意模糊真实与虚构、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在互文性游戏中抹平文本之间的界限;第三,影片在整个爱情模式上有意地戏仿了莎剧中众多爱情所体现出的主题模式。如是,影片既在一种戏谑性的游戏过程中给人带来消费的娱乐,同时又在对游戏的自我颠覆中给人以深思。

冯梦龙《情史》评辑的理论内涵分析

作为晚明时期一部重要的文言笔记小说集,《情史》之所以择取"古今情事之美者"并评辑刊行,既与冯梦龙对宋明以来"情"、"理"关系的哲学思考密切相关,也与其"无情化有,私情化公"的"情"之规正目的紧密相连。简而言之,《情史》二十四卷作品中,既有对"情"本体地位的演绎,也有对"情为理之维"认识论的阐释,复有对"情"之内在品性的呈现及以之对"情"的规正。这二十四卷作品的合力,即是对冯梦龙"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创作目的的共同承当。

冯梦龙《情史》编纂特点

冯梦龙编纂的汇编作品《情史》具有分门别类、体例清晰,题材广泛、全面客观,文字优雅、详略得当,强调出处、以真感人,评传结合、凸显主观性等特点,深深打上了"情主人"的烙印。

从《情史》看明代文人的商业关怀

明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催生了文人的启蒙思想。文人以人文关怀的心态 ,写实性地描述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实况 ,《情史》即是例证。该书广泛展示明代商业发展场景 ,凸现人在商业社会中追求情感与财富的满足时 ,始终以情感为重。

《情史类略》的编纂矛盾论析

《情史类略》是一部选录中国古代"情"故事的小说集,对于这种编纂作品,尤其需要从编纂处理的角度进行研究。立足于这一点,以作品的核心"情"为线索,我们可以见出,文本内部宗旨、体例、内容之间的矛盾,文本与外部社会思潮的背离,这些都表明文本与历史文化具有复杂的互动关系。

《莎翁情史》对伊丽莎白时代的越界书写

电影《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诸奖等身,跻身为莎学研究的典范对象。影片不但凸显了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婚姻、道德与政治风尚,而且也通过刻画莎氏与薇奥拉之爱表现其对社会世俗婚姻与阶级隔阂的越界,通过展现二人对真挚爱情的执着与践行以及莎氏对悲剧创作的坚持,实现对伊丽莎白时代风尚的越界书写。影片表现莎氏与薇奥拉爱情的悖论性,体现出规约与越界之间的商讨。

论宣鼎《夜雨秋灯录》对《情史》的承续和创新

宣鼎的《夜雨秋灯录》是晚清文言小说的压卷之作,除了小说本身文笔富丽外,还有一点就是它自始至终把"情"放在首位,作者宣鼎对"情"的认识和处理显然受到了晚明冯梦龙《情史》和"情教"观的影响。从作者的评论语言以及故事的情节方面来分析宣鼎对冯梦龙"情教"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以把握作者的思想脉搏,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安徽作家宣鼎及其《夜雨秋灯录》的认识。

元戏剧与《莎翁情史》中的身份表演

《莎翁情史》所采用的元戏剧手法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观众的后现代技巧,它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具有狂欢化特质。在其中,男女主人公得以暂时摆脱现实身份和社会等级秩序的束缚,"表演"出理想的自我:男主角莎士比亚追求阶级身份的提升,而女主角薇奥拉则渴望摆脱男性权力对其命运的操控。这一身份追寻主题使影片超越了简单的爱情喜剧套路,从而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神女“自荐枕席”类小说初探——以冯梦龙《情史类略》为研究中心

神女"自荐枕席"主题应滥觞于宋玉的《高唐赋》,作为中国古代情文化集大成的《情史类略》,其收录的神女"自荐枕席"类小说可谓是此主题的延伸。此类小说延续着巫山神女与楚襄王的故事框架,但有所改变,如男女主角身份地位的降低、情欲的凸显、重才与重色的角色认同等。这类偏重"情欲"的小说虽是旧时文人"白日梦"的产物,但更显示出古代女性在情爱中主体意识的高扬,也反映了冯梦龙的妇女观及其对"情"的理解。

《情史》抢婚故事的叙事特点

《情史》中的抢婚故事尤其能体现编撰者在编撰过程中的复杂叙事特点。《情史》的叙事既有文人独创,又受民间叙事的影响,具有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的相互交错的叙事特征。作为一部选录了历代男女情事的故事集,其中的故事文本在流传过程中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再加上编撰者的有意改造,形成了《情史》复杂多样的特点。

《莎翁情史》:一个经典爱情故事的巧妙重述

《莎翁情史》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嵌套入好莱坞式的电影类型中,在建构的历史中重述这样一个古老而凄美的爱情故事。导演运用套层结构的文本策略使影片成为《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名著的一次成功的电影转述,继承了莎士比亚原著的基本精神。历史被虚化并接近现代观众。然而,观众需要的从来都不是一段真实的莎翁情史。导演以当代的娱乐精神向我们普及了莎士比亚。借历史观照现在,成功地将一个经典的爱情故事经过双重陈述,转译为电影语言。

无情化有,私情化公——《情史》对人性的张扬与消解

由于冯梦龙"折中"和"骑墙"的"情教观"使他在《情史》中所辑的一些男女情事大都弥漫着一种对人性张扬和消解的张力。在文本中具体体现为一方面对世俗男女私情的揄扬和对僧侣犯禁行为的津津乐道;另一方面又用婚姻和因果报应及天命难违的方式予以消解。这些创作意向上的背离也反映了冯氏矛盾的婚恋观。

从《情史》到“三言”

冯梦龙编纂的《情史》，一名《情史类略》，又名《情天宝鉴》，分十四卷，870余篇；书前有龙子犹及“詹詹外史”（冯梦龙的笔名）的两篇序，每卷之后均有总评。不少篇章还加丁评注。它同冯梦龙的其它许多作品一样，在长期湮没于世后，近日始得重版（如1986年9月岳麓书让重印全书，拙稿引文皆出于此版）。冯梦龙这部选录历代野史笔记汇编而成的笔记小说，是他编纂话本小说集“三言”最重要的素材来源之一。探讨从《情史》到“三言”的过程，对确定冯梦龙的贡献与成就，关系极大。

从《情史》看中国传统爱情哲学——《情史》今读(中篇)

"缘定于天,情亦阴受其转而不知矣。"把爱情作神秘化处理,事实上是对爱情认知和探索的放弃。冯梦龙区分了情与淫,认为情之极至为排斥理性和功利性的痴情。他对爱情规律的探索——欢喜冤家,不情不仇。

《情史》今读上篇:从性别文化视角解析《情史》

《情史》从本体论的高度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情感性质:情生万物,生在情在,万物通情,情为理维。在中国内生式现代化刚刚萌芽的明代,冯梦龙已在探索促进改造国人的主观世界了。他从整理情感发展历史资料入手,寻求情感规律,建构情感理想,导引情感实践,实施情感教育方案,引领情感发展方向,成果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冯梦龙在研究和论述男女之情的规律、规范的过程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对女性的怜悯同情和理解尊重,最终使其在不少方面突破了男性视角和男权文化的狭隘与专断,超越了时代局限,从而使他成为了中国人情感世界突破传统樊篱并转向近现代发展的重要奠基者。

从《情史》窥探中国传统的性别审美观念及爱情的艺术表现形式——《情史》今读(下篇)

明代冯梦龙评辑的《情史》,集中体现出传统爱情观念中男女对理想异性及理想两性关系的审美心理,对我们今天的美学研究不无启示。《情史》中的传统性别审美模式:郎才女貌,相配为偶。美不仅在于样貌,也在于心智。无色无艺,也可以德才服人。《情史》中的爱情艺术表现形式:人以情传,情以人蔽。爱情的艺术表现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对文人情事、才女妙语更津津乐道。《情史》中的传统爱情理想:千秋为偶,千古佳话。爱情是艺术表现的主题,爱情本身也可成审美对象。冯梦龙最为推崇的爱情模式,也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爱情理想,那就是文君相如型的知遇型爱情,激情浪漫;易安德甫型的朋友型爱情,温馨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