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志合一——论汉代诗学的革命

汉代诗学表现出重“情”倾向。《诗大序》所阐发的情志合一的观点,尤其具有纲领性意义。它不仅科学地反映了文学艺术的本质,而且还以情与志的辨证统一关系,奠定了儒家诗学发展的根柢,因而在事实上推动了古典诗学的革命。

论两汉“情志合一”诗学思想

中国古典诗论长期存在着"讽喻教化"和"吟咏情性"两种认识,两汉则是联系"言志"和"缘情"的过渡阶段,其诗学思想呈现出"情志合一"的面貌。由《诗大序》提出的"情志合一"的诗歌本体论,不断在诗赋创作和理论中体现。"志"乃是"诗言志"观念的延续与发挥,而"情"是更为有价值的提法,是文学思想萌发的标志,是诗学走向自觉的必经之途。

从情、理合一进向情、美融合——唐宋时期情理美学观略论

唐宋时期情理美学观发生时代性新变， 虽然受理学思潮的直接影响而出现偏重于理性思辨的倾向， 但总体还是进向情理合一的大趋势。这种异相整合的美学趋势进一步注重抒情与审美的内在必然联系， 把情感表现与艺术规律完美融合起来， 从抒情论进向情美论， 标示了中国古典情理美学观走向深化和成熟。

诗缘情而言志——试论诗的本体

关于诗歌的表现内容 ,有“言志”说、“缘情”说以及“情志合一”说。“诗言志”本有丰富的内涵 ,但作为儒家政本主义文学论纲 ,被人为地抽象化 ,于是有“缘情”说的矫枉过正。“情志合一”说则是双重否定之后 ,“缘情”与“言志”的整合。

“诗言志”与“诗缘情”辨疑

儒家的“诗言志”与陆机倡导的“诗缘情”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艺观。“志”与“情”,“言志”与“缘情”各有其内涵和侧重,对诗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能够而且需要统一在诗歌艺术中的美学思想。

刘勰“情采”范畴释论

刘勰《文心雕龙》中"情采"的范畴内涵表现在如下方面:"情志合一",强调文学创作之"情"是感性和理性相统一的"情";"联辞结采"与"贲象穷白",肯定文学创作中"辞采"的恰当修饰是必要的,但强调了"辞采"的最高境界乃是"贲象穷白";"情采圆融"也可称之为"情景并茂",是"情"和"采"关系的最佳融合;"自然"的诗学标准,强调文学与天然的美一样具有"自然而然"的特性。

文本与接受:论《春秋左传集解》的诗学意义

《左传》因记载了大量引诗、赋诗的材料,使之既具有诗学文献学意义,也具有诗学阐释学意义;既可以从《诗》的文本上考察其历史语境意义;也可以从接受上考察其现实语境意义。这两个方面也恰恰是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阐释《诗》的主要着眼点。杜预解《诗》,既注重语词训诂、章句辨析以及本事考索,试图在可能的历史语境的还原中揭示文本的本来意义;又注重阐释引诗、赋诗的当下现实的语境意义,试图揭示《诗》接受生成意义的特殊性。"诗以言志"是其一以贯之的诗学思想,"情志合一"则又是其基本思想倾向。

关于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一种追问——基于中国形而上学传统及其影响的考辨

中国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作为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传统哲学基础,具体到对文学本质观念的影响及理解上,即是经由一种政治伦理诉求的元叙事模式以获得合法性认同,其经典的合法表述,就是中国传统而正统的文学"载道"说。中国传统的情志合一文学本质观念,是在文学"载道"这一文学本质言说的合法性认同表述中获得合法存在的,在此认同表述中,政治伦理构成文学合法与否的依据,能为其所容纳的情感诉求也往往表现为一种道德情感的认同,而不是放任个性化情感的抒发,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教化目的,并构成中国传统文学的主导倾向与整体面貌。对此,显然不能不予以厘清与分辨,否则,谬矣,而这也正是所谓中国文学抒情本质的观点及其抒情传统论的理论误区所在。

中国古代舞蹈审美层面论

情与志的密不可分、合二而一是中国舞蹈审美在内容层面上的独有特征;拧、倾、曲、圆的形态特征,轻盈流动的舞姿,精彩绝伦的旋转形象共同构成古代舞蹈审美形式层面上"圆润流转"的美学风格;在艺术思想层面上,中国古代舞蹈审美直接指向意境,从圆润流转的舞蹈艺术形式中流溢出空灵流动的生命情调和神韵,在舞蹈艺术表演中又蕴涵着以实带虚、虚实相生的思想,而这些恰恰是其它一切古典艺术样式的最高美学追求。

“诗何尝无理”——李梦阳诗学观的一个侧面

明初程朱理学被定为官学,终明一朝,讲学风气兴盛。李梦阳的诗学观建构在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诗何尝无理”,在其个人的文学创作及对杨一清《石淙诗稿》的评点中均表现出明显的理学化倾向:一是其理取法乎自然,则诗文至少需自然与义理二种因素,二是理需化于诗中,无形无迹,恰到好处。李梦阳在诗学观上强调“情”作为诗歌艺术特征本质的同时,又对“情”作了些许克制,所主张的“情”具有保守性,所倡导的情多指世情与群体之情,而非纯粹强调个人的感性世界。李梦阳对“诗言志”的认识则是志中含情,志情合一。这种源于《诗经》情志合一的诗歌传统,即是前七子复古派希冀追求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理想之一,即情与理的统一。

论古代诗学中“言志说”与“缘情说”之间的逻辑张力及其调和途径

中国诗歌"言志"与"缘情"的两大功能自《诗经》形成的时代就已发轫,并在后世逐渐发展成为诗学理论中最重要的两大命题。然而从逻辑上看,"言志说"与"缘情说"之间却一直以来存在着某种隐约的张力。一方面,我们的古典诗歌史上并非只流传下来抒怀表志的诗作,这使得"诗言志"这个命题无法涵盖那些言志范围之外的作品;另一方面,诗人的情感经常会表现出挣脱严肃志趣而趋向行乐的倾向,这就使它很难保持与"诗言志"精神的相协一致。事实上,两者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言志"之作对"缘情"之作的内容起着制约性的作用,"缘情"之作又反过来拓展着"言志"之作的固有范围。而最终能起到消解两个命题之间张力的作用,使其走向和谐统一的还是"思无邪"这个影响深远的古老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