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景观实践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中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20年,以文化遗产为内容的景观实践已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文化遗产景观实践提供了以人民为中心、从群众文化实践角度开展精神家园建设的新视角和新途径,具有理论适用性和现实针对性。服务精神家园建设的文化遗产景观实践,具有特定的内涵和特性,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以群众文化实践为基础,贯穿于遗产事业、遗产经济和遗产生活三大领域。从其目标定位和内容形式看,主要有民俗生活、展演与旅游体验、社会教育传承三类;从其所依托的载体看,可划分为实体和传媒两类;从其运作特点和效应看,可划归为惰性和活跃性两个范畴。文化遗产景观实践的基本原则体现在:以建设营造精神家园相关场所设施、符号体系和情感氛围为基础,以彰显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力为核心,以实现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为目的。文化遗产景观实践的基础性保障策略包括:通过政策优化机制改善社会环境,通过目标价值评估提升社会效能,通过新媒体科技应用发掘潜力等方面。

人-技共生时代的“数智”悖论与转向——对“7·20”特大暴雨灾害期间郑州三个住区的比较研究

“万物皆媒”驱动数字基础设施孵化泛在的人-技共生环境,数字技术强势干预人伦日用,使有关智慧存废的超人类主义勃兴,其代表思潮认定与数字技术彻底共生的数字原住民/移民会进化为智慧递增的种族,余者因失“智”而沦为“数字难民”。该论断因循西方心理与认知科学的智慧属性论,杂糅社会达标主义、技术决定论,罔顾数字难民的复杂成因。据此,回归源自中国语境的智慧过程论或是一种反思路径。数字难民是与数字技术共生但未把现实挑战转化成智慧过程的人,与之相反则是不同程度的“数智者”。以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这例人-技共生环境中的典型挑战为背景,筛选郑州三个住区展开比较,发现人-技专性拟互利共生使人长期陷入替代性适应进而坐失智慧过程;处于人-技中性共生的人凭借单位隐形在场落实类智慧过程,较大程度彰显“数智者”特征;人-技兼性互利共生使人凭借补偿性演化落实智慧过程,充分彰显“数智者”特征。不同程度的“数智者”存在共性,即建成比任何基础设施更具基础性的情感基础设施,它们与中国传统的道德情感“仁爱”接合,摄智归仁,由此扬弃技术的家长制权威,实现“数智”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