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罪过情感看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尽管传统罪过理论阙如情感因素,但它并没有严重影响到刑事立法的合理诉求和刑事司法的现实运行,却表明了刑法的罪过理论已经落后于刑事实践。一方面,罪过情感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有所体现或得到了适当的考虑;另一方面,情感因素在罪过理论之中却没有任何名分,或者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只有充分认识这一问题,才能在刑事实践中走向自觉,也才能够明确完善罪过理论的方向。

将情感因素纳入罪过理论的探索

犯罪学家关于情感动机的论述不属于罪过的范畴,当代刑事立法和刑法学者关于情绪、情感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和见解,也不是已然将情感因素纳入罪过或罪过理论之中的表现。而当代一些刑法学者为将情感因素纳入罪过理论的探索,亦因踏入各种各样的误区而不得而终。为将情感因素成功地纳入罪过理论,我们必须秉持若干基本原则。

论罪过情感

罪过情感是在犯罪过程中认可危害结果发生的罪过心理中的情感要素。罪过情感与内疚感呈负相关,此强则彼弱。正确认识罪过情感需要对罪过情感和情感动机严格区分。依据行为人罪过情感的强烈程度,罪过情感可划分为四个类别,其中痴狂型罪过情感和痛快型罪过情感属于积极的罪过情感,冷漠型罪过情感和漠不关心型罪过情感属于消极的罪过情感。根据情感态度的对象是否明确,可以将罪过情感划分为具体的罪过情感和抽象的罪过情感。

罪过的本质及其分类

传统罪过理论在形成和沿革阶段未能汲取心理学关于情感的研究成果,致使自由意志罪过理论与认识主义罪过理论作为罪过理论传统的本源具有先天的不足,在其之后的罪过理论无不继承了其阙如情感因素的缺陷。当代罪过理论认为,罪过的本质是行为人认可危害结果发生的主体意识,在这种心理态度中,理智和情感的作用有大小之分,依此可以将罪过心理划分为理智罪过和情感罪过。

包庇类犯罪的罪过分析

包庇类犯罪独具特点,其罪过形式在刑法立法、刑法理论和刑事实务上形成了故意的通说。然而,罪过二因素理论对包庇类犯罪罪过形式的分析进退失据,包庇类犯罪的认识内容是“明知‘他人’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其主观意志也不符合对“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结果的意志倾向。而罪过三因素理论的分析则合情入理,包庇罪过是认识到所包庇的违法犯罪行为必然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对所包庇的违法犯罪行为危害社会的意志倾向是有所希望,对所包庇的违法犯罪行为危害社会持乐见其成的态度。

非理性犯罪论纲

非理性犯罪是在感情冲动或者情感冷漠的情况下危害行为才得到实施的犯罪。非理性犯罪的本质可以从犯罪学和刑法学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和认识。从犯罪学的角度认识非理性犯罪,它的本质是引起非理性犯罪的情感背景,即引起非理性犯罪发生的情感动机或情感背景。根据引起非理性犯罪的情感原因的性质,非理性犯罪可以划分为积极的非理性犯罪和消极的非理性犯罪。从刑法学的角度认识非理性犯罪,它的本质是情感罪过,即非理性犯罪过程中肯定危害结果发生的情感态度。依据行为人情感罪过的强烈程度,非理性犯罪可划分为痴狂型犯罪、痛快型犯罪、冷漠型犯罪和漠不关心型犯罪。

论监督故意

监督犯包括监督故意犯罪和监督过失犯罪。监督故意犯罪既不是间接正犯,也区别于不作为犯。监督故意不能是直接故意,而是一种特殊的间接故意;在监督故意的罪过心理中,冷漠以待的情感态度居于罪过心理的主导方面,因而它属于冷漠型情感罪过。监督故意犯罪的成立,以监督义务的存在为前提。对监督故意的分类需要通过对监督故意犯罪的分类来实现。

率性犯罪的发现

率性犯罪概念的提出是罪过理论纳入情感因素之后合乎逻辑的理论必然。率性犯罪是行为人在罪过情感引导下或情感作用胜过意志作用的犯罪。率性犯罪蔓延在理性主义肆虐的时代,理性主义浸淫了率性犯罪行为人的无情和自私。追求个人私欲的满足与对他人的冷酷无情交织在一起是率性犯罪的基本特征。率性犯罪的发现,不仅深化了人们对犯罪的认识,也为刑事法学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

“超过要素”概念证伪

刑法学上存在的"主观超过要素"和"客观超过要素"概念自身存在矛盾,其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相冲突,而且"超过要素"概念的产生系由对客观情况认识不完全所致,因而"超过要素"概念是学术上不可取的伪概念。目的犯的目的不是主观超过要素,与其对应的客观要素是体现犯罪目的的危害结果的发生;倾向犯的内心倾向则是一种痛快型的罪过情感。而与客观超过要素相对应的主观要件是一种抽象的罪过情感,也即与客观超过要素相对应的罪过心理是行为人漠不关心的情感态度。

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

基于结果加重犯是一个犯罪行为、只能有一个罪过形式的认识,以罪过情感概念为分析工具,可以进一步确定结果加重犯完整的心理活动: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发生有认识,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认识;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放任的意志态度,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意志;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发生持乐见其成或不排斥的情感态度,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漠不关心的情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