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教”新解

冯梦龙提出的“情教”就是一种以情为教义的宗教,他完全套用了佛教的术语与形式,他对情的理解也带有宗教意味,以情立教,冯梦龙将情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冯梦龙“情教”思想建构语境探微——兼谈其在先秦至晚明“情”、“理”关系认知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冯梦龙"情教"思想,有其产生的特殊语境。在探寻救世良方的普遍人文关怀中,冯梦龙既不同意"异端之学"的"欲人鳏旷以求清净",也不赞同宋明理学思潮的"从道理上做者"、"理为情之范"伦理实践观,同时也否定了"主情"文化思潮对"情"之非完满状态认识的不足。在冯梦龙看来,"生在而情在","情为理之维",只有以"情"为本,慎待人"情","情"、"理"兼容,才能最终实现救世的人文关怀。从先秦至晚明"情"、"理"关系认知发展过程来看,冯梦龙"情教"思想建构既体现了对久已断绝的重"情"文化精神的接续,对"理为情之范"伦理实践观的纠偏,对"情"之偏至发展的积极校正,也标志着秦汉以来长期分裂、二元对立的"情"、"理"关系认知,在新的时代情势下出现了融合的迹象。

论冯梦龙之情教思想

冯梦龙以其情教论在晚明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冯梦龙建立了"情"的本体论,但他在以情反理的过程中,并没有超越传统的思维模式。尊情思想没有发展成维护个人权益的理论。"情"本体论的建立也不是要根本否定旧道德,而是要为现存道德建立更牢固的基础,以此去拯救世道人心。情教说和晚明情学思潮都未能超越儒家伦理观念。

从小说与戏曲的比较视角看冯梦龙的“情教”思想

冯梦龙的"情教"思想不同于以血缘亲情为理论基点的理学礼教,其逻辑起点是"男女之真情",具有"发名教之伪药"的思想解放意义。这一思想根植于明代中后期特有的人文思潮与市民语境,主要体现在冯梦龙的小说及民歌时调的编创与评点中,在他的戏曲领域及其后期著述中是缺失的。这种现象体现了冯梦龙的小说观念主要以通俗娱乐为主,叙事多以市民话语体系为依托。其戏曲主张则以伦理教化为重,无论是他的戏曲创作还是改编均重在文人话语体系的建构。另外,这也表明"情教"乃当时市民理想与世俗观念的反映,并不能真正代表冯梦龙的社会理想与精神追求。

冯梦龙“情教观”与“三言”中的女性形象

冯梦龙作为通俗文学家和小说理论家，首次提出了“情教观”的文艺思想。“三言”的编纂及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无不反映他对真情的追求和通过真情教诲众生。

冯梦龙“情教”思想及其俗文学观——以《情史》《挂枝儿》《山歌》为例

明代心学思潮及市民思潮孕育出一批在文艺上追求性灵、高扬情欲的文学家,晚明文学家冯梦龙作为开拓了明代文学由雅转俗新境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以"情教"为理论基石,构建其"情教"思想系统及文学观念,对传统"乐教"及"诗教"观进行了反拨。冯梦龙的"情教"思想在文学艺术上表现为对"真情"的艺术原则的推崇及对民间俗文学传统的重视,他所编《情史》、《挂枝儿》、《山歌》充分体现了其"情教"观及以"真情"为最高文艺标准的俗文学观,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应占据一席之地。

论心学思潮与冯梦龙的情教思想

人们论及冯梦龙的情教思想多从“情教”的解读入手，将情释作真情、至情，分析情教进步的启蒙主义思想成分。本文把握住冯梦龙以儒家文化为思想基础的政治追求，将情教思想纳入明代中后期的心学思潮中进行全面分析，其思想是在“致良知”“童心说”的影响下，针对晚明颓废世风、纲纪不振而提出的，意在匡正时弊，淳厚世俗，其内涵既有维护封建道德的责任感，又有张扬人性的进步性，二者看似矛盾，实为一体。

冯梦龙“立情教”新说

冯梦龙提出的“立情教”就是要创立一种以情为教义的宗教,他所说的情有三层含义,即男女之情、人类的各种情感以及天地万物生成的本源和联系的纽带。冯梦龙论文学亦重情,认为文学是真性情的表现,这一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并对冯梦龙的文学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冯梦龙情教思想在“三言”中的体现

从话本小说体制形式和对具体作品的修改等方面,论述了情教思想在冯梦龙"三言"中的体现,以此说明作家的文学观念可以用专篇文论的形式来表述,也可以渗透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之中。

冯梦龙情教思想的逻辑分析

冯梦龙的情教思想以情本为逻辑起点,视情为万物生成之本;在此框架内,冯梦龙仔细分析了情本的内核,即情感、情欲、人本思想等,这是情本论的逻辑发展;最后以情教为旨归,与宋明理学殊途同归,构筑一个完整、系统的情教体系。

论冯梦龙的“情教”说

明末通俗文学一代宗师冯梦龙倡立的"情教"说把明中叶以来重情尚真的思潮推向了顶峰,他欲以"情教"来取代"礼教",开创一种全新的伦理纲常,与明代官方哲学程朱理学分庭抗礼,因而"情教"说具有引领时代风气之先的革命性意义。"情教"说实质上代表着冯梦龙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与世界观,他用毕生精力加工整理和创作的大量通俗文学作品正是对这一哲学观与世界观的诠释。

“礼教”与“情教”的艰难跋涉——晚清民初言情小说简论

中国言情小说进入晚清后,强调"情教"大于"礼教",支持青年男女的爱情,反对压抑人性的封建"礼教",在解放"人性"方面是进步的,它也是"小说界革命"的一种形式。但进入民国后,面对残酷的现实,特别是军阀混战、政治黑暗的现状,很多作家对自己的文学主张提出了质疑,开始怀疑自己所批判的文学主张,在精神上又回归传统,由蔑视封建礼教开始拥护封建礼教,他们的主张遭受了"两难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走出了彻底批判与彻底否定旧秩序的代表作家李涵秋,开创了言情小说社会言情的新模式。

情本论和情教观在“三言”里的融合与失范

以万物含情、真情不变为主要内容的情本思想和以导愚适俗、教诲众生为现实效用的情教观点 ,在“三言”里呈现出既包融相恰、两两对应 ,又有失规整、两难相照的双重态势。本文从合理情欲的肯定与失察、恪守贞节的否定与认同、男女平等的倡导与贬抑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力图客观准确地描述和评价这种融合与失范 ,以及它们给“三言”带来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这对全面揭示“三言”的本来面貌和公正评价冯梦龙具有较大意义。

从“主情论”到“情教论”——从“三言”的私情类故事看冯梦龙思想的转变

对晚明以来尚情思潮的接受使得私情类故事成为冯梦龙"三言"的表现重点,但冯氏学术渊源的复杂性又使得对此类故事的书写总是以"私情+婚姻"的"半截子"模式告终,冯氏的主情论因此而显现出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不彻底性"。对这一所谓"不彻底性"的真正认识只有将其置放于冯氏从"主情论"到"情教论"这一思想转变的背景中才能实现,而对"三言"私情类故事的解读将会为这一认识的实现提供生动的注解。

从“性”“情”之辨探赜冯梦龙的“情教”说

礼教是建立在性本哲学基础上的,强调以性统情,本质上是"存天理,灭人欲";与此相反,情教是建立在情本哲学基础上的,主张以情统性,性情一致,"以情度情"。冯梦龙的"情教"说是对晚明清初尊情思潮的继承,是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批判。但他也认识到尊情思潮走入极端后带来的一些不良影响,并致力于消除它。这正是冯梦龙的情教说于时代转捩处所作出的贡献。

冯梦龙“情教”思想构建的理论基础

冯梦龙提出“情教”的理论命题，主要缘于三方面的思想认识：一是“情”一元论的世界观；二是“情为理之维”的“情”、“理”观；三是“六经皆以情教也”的经典体认。这三方面的思想认识共同构成了冯梦龙“情教”思想确立的理论基础。

冯梦龙情教与法治的文学书写

明中后期,在王阳明心学和李贽思想的影响下,先秦儒学中"情"的概念内涵得到延伸和发展。冯梦龙将情与法有效地结合起来阐述他的循吏理想和法治观。在冯梦龙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情与法的书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试论冯梦龙情教思想的矛盾性在女性形象中的显现

冯梦龙在"三言"中塑造了诸多的女性形象,从不同角度传达出了作者的"情教"思想。一方面,作者希望以呼唤个性自由为出发点来肯定女性的爱情追求;另一方面,却又不自觉地显现出对理性规范的妥协。这是时代赋予文人的矛盾的创作观。

情教观内涵之我见

情教观是冯梦龙在总体把握情的基础上,把情作为教化的手段,扭转理教的僵硬和纵情的盲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其中情大体上包含情泛、情本、情真、情俗、情欲、情理几个特征。

从声教到情教——简论先秦诗教观念的演变及内在特征

诗教问题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文学社会功能问题,它有着深广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文化视域。诗教本义是《诗》教,但"温柔敦厚"不能概括其全部特征。在宗周礼乐文明的背景下,诗教从乐教中衍生,并通过发挥政教功能,逐渐获得独立的地位。脱离了乐教的诗教即为言教,这个意义上的诗教成为促进战国时期诸子思想发展和文体初步形成的重要因素。诗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它根源于人的自律性的内在情感,并能和他律的礼相互协调。作为君子之教的诗教有着深广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