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研究中情景脉络的理解和诠释——以对山东省云南籍被拐卖/骗婚迁流入妇女的研究为例

以质性研究中情景脉络的理解和诠释为基础,通过对作为研究者的自己、对现有研究成果、对被拐卖/骗婚妇女、对流入地和流入家庭、对被拐卖/骗婚迁流入妇女在流入地所受对待、对被拐卖/骗婚迁妇女流入后生存状态、对被拐卖/骗婚迁妇女流入后生存策略、对被拐卖/骗婚迁流入妇女的这一经历价值评判的理解和诠释,揭示被拐卖/骗婚迁流入妇女的性质研究,提出修改拐骗人口罪和保护妇女儿童权利的法律及具体的行动倡导。

网络隐私政策“告知同意”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大数据时代,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个人信息私有化预设及个人信息控制理论之上的传统告知同意规则,已深陷形式化泥淖,无法适应网络隐私政策场景。有限理性假设及欧美个人信息保护法案普遍应用的情景脉络完整性理论能够有效破除数字时代告知同意规则面临的理论困境。基于此理论,构建强告知弱同意模式以优化告知同意规则,具备合理性。一方面,要严格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第496至498条规定的格式条款订入规则、效力规则和解释规则规范网络平台的告知行为;另一方面,在保证用户充分知情的基础之上,逐步明确同意规则弹性适用的限度,以是否符合用户“合理期待”这一实质标准取代目前国内外立法所普遍采用的敏感信息与一般信息的界分标准。

被遗忘权的制度缺失、发展困境与中国构建路径

数据时代面临的个人信息受到侵害、个人隐私泄露、算法歧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应将以保护信息主体权利为目的的被遗忘权确立下来。欧美被遗忘权在隐私与自由之间存在的冲突背后所体现的是被遗忘权对于各国需求的重要性,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中规定的删除权与欧盟所确立的被遗忘权是不能等同的。现行被遗忘权面临着调整对象的设定缺陷、权利内容的设定偏差、责任主体的设定不足三方面的发展困境。学者热议与实践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应当引入被遗忘权,并应从调整对象的优化构建、权利内容的改造构建、责任承担的明确构建搭建起中国的路径选择,以解决网络信息社会的发展带给我们的新挑战。

非法利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法应对

非法利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且民事、行政法律法规无法有效防范,因而具有刑事规制的必要性。但当前我国刑法并未直接规制该行为,而是采取“被动性附随打击”进路,以期通过惩处关联犯罪而取得打击非法利用行为的附属效果。这种进路具有未单独评价非法利用行为、过度依赖关联犯罪、部分情况下导致罪刑失衡的固有缺陷,因而需要进行路径转换。考虑到为法官提供明确的裁判依据、有利于法秩序的统一,且借鉴域外的立法经验,“主动性独立规制”进路是合理的路径选择,即将非法利用行为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具体而言,将非法利用行为合并归入《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同时适用该款法定刑;在具体适用中引入“情境脉络”模式并弱化“知情同意”规则;结合非法利用行为的特殊性更新“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依据想象竞合的处理规则实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十二条新增罪名的合理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