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裁判情法冲突的司法衡量——以于欢案为切入点

于欢"刺死辱母者"一案引起社会各界舆论轰动,凸显出人情伦理与司法裁判的强烈冲突。当前刑事裁判情法冲突层出不穷,反映了冲突衡量机制仍有欠缺。针对于此,有学者提出法律至上主义衡量模式,主张依靠法律自身修复与完善解决现实矛盾,但对情法冲突的缓解效果并不理想。与此相对,情法交融衡量模式主张刑事裁判要做到依法裁定与情法兼备,相较法律至上主义模式更具合理性。该模式顺应了理论与现实要求,弥补了技术型司法不足,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在当前刑事裁判中合理设置情法交融具体执行方式,依法裁量同时兼顾道德评价,灵活把握自由裁量权,追求实质正义,能够有效缓解案件引发的社会矛盾,推进刑事领域的法治进程。

亲亲相隐观念中情法冲突的现代审视

面对亲人犯罪,我们是该采取亲亲相隐的方式还是大义灭亲的方式。依照我国目前《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对亲亲相隐提倡较少,反而比较注重大义灭亲。但是,与国际上其他法系相比较,在其他国际法系中还存在容隐制度以及亲属拒证权,那它们存在的依据是不是《论语》中涉及的亲亲相隐、亲情至上的原则?它们的存在能否证明亲亲相隐在当代法制中还是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亲亲相隐在法律中的地位。

非法狩猎罪的情法冲突之解——司法考察与防御性紧急避险的适用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逐渐好转,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不断上升,野生动物致害农田事件也日益多发。面对野生动物毁坏庄稼,受损农民擅自捕杀致害动物可能构成非法狩猎罪,但放任不管可能导致农田颗粒无收,非法狩猎罪的情法冲突日益尖锐。为了调和冲突,司法实践大量酌定适用不起诉与非监禁刑,新发布的司法解释(法释[2022]12号)希望通过综合裁量加大酌定不起诉、免刑与但书出罪比例。但上述处理方式各有弊端,只能缓解而不能消除非法狩猎罪的情法冲突。为此,应当更新我国紧急权体系,引入防御性紧急避险制度,通过常态化出罪机制使部分案件被排除在犯罪圈之外,兼顾保护动物之法与爱惜庄稼之情,消弭非法狩猎罪的情法冲突。

情理司法是化解情法冲突的有效路径——基于情理型疑难刑事案件的多维阐述

个案正义与依法裁判之间之所以会发生冲突,是因为法理维度、立法维度、司法维度存在情法冲突。情理不同于私情,合理性是情理的内核。情理司法化解情法冲突难题具有正当化依据。情理司法通过情理思维和规范评价做出司法裁判,可以弥补规则司法的不足,彰显裁判的合理性,是对人民群众情理价值需求的有效回应,也是对传统司法文化的继承发展。司法裁判不只是简单的形式逻辑推论,还需要融入价值判断、利益衡量等体现公正裁判合理内核的情理需求。司法者需要秉持司法良知,运用司法智慧,通过与时俱进解释法律等路径,将正义置于伦理范畴之内、公众情感之上,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做出充分体现情理需求的裁判。情理司法是化解情法冲突的有效路径。裁判的可接受性是情理司法成功化解情法冲突的标志。

中国当代文学中情法冲突的三种书写形态——以《毒手》《河边的错误》《云破处》《蛙》为例

在中国当代文学涉及情法冲突的叙事中,作品展现了人性在面对情法冲突时的不同选择:法不容情、以情悖法、回归人性,同时彰显了国法、天理、人情的力量及情法之间的冲突与博弈。情法冲突古已有之,且并不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消失,通过对四部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到法治社会背景下人们在二者间的艰难抉择。然而,其内在一致性在于,四部作品都彰显了情的力量:维护社会秩序要依靠法律,但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人类正常的感情诉求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共同道德伦理观念是法律的支撑,它既是天理即自然法则的具体化,又以其柔软弥补了法律的刚性与机械。

法情冲突及价值选择

法情冲突是司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它主要表现为合法不合情、合情不合法两种情况。由于人性、价值观念、民族伦理道德传统的负面影响 ,以及司法环境和社会风气的不理想等因素 ,常常使司法人员面临“情”与“法”的冲突。努力抑制和排除人际私情对司法的干扰 ,发挥崇高的道德情感对法律刚性的灵活补充 ,在情理统一中实现司法公正 。

论情与法在暴力抗拆事件中的冲突与调适

暴力抗拆事件的产生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原因入手,从历史、法理与社会的视角分析,最终得出其调适需要政府的引导、法律公信力的建立以及正确的舆论引导的结论。

传统司法中的人情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司法中的人情内涵丰富,包涵了案件中的情感、事实与人性三个维度的意义。透过传统司法中人情与国法之间的平衡可以发现,传统司法中的当事人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行为人,而是通过情理展现出的具体情感关系和人伦关系中的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司法注重人情的特点恰可以弥补现代法律以行为为中心所造成的对具体个人的遗忘。

法治工具维度下领导者“以法共情”的策略创新

在管理组织的过程中,领导者必然要与下属共情,但又不能立足私人情感进行泛化式拉拢与讨好。想要保证治理过程的公正公平公开,维系组织制度体系的权威性,就须实现“以法共情”。这既需要正视情法共存所面临的情理两难、情“益”两难、新旧两难和公私两难等现实情境,也需要认识到情法共存难的根源在于情法之情境错位、“情怀”目的有误、从众心理作祟、舆论强势干扰。领导者欲“以法共情”,需遵“法”而把握情感回应态度,依“法”而把控情感回应内容,用“法”而提升情感互动效果,合“法”而强化理性情感。

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复仇问题研究

复仇在中国古代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中国古代法律对复仇的态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由开始的许可到唐之后的禁止,但在对复仇问题的解决中,陷入了深深的“礼”与“法”的冲突中。为了协调“礼”与“法”的矛盾,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套比较可行的方法。

试论“亲亲相隐”与我国刑事法改革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这一制度的长期存在表明 ,其存在既有合理性 ,又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它是解决“情法冲突”的方法或手段之一。西方法制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与其有相同之处。我国刑事法改革应建构在本国法制土壤之上 ,对“亲亲相隐”

民事案件审理中情与法冲突的利益衡量

情与法冲突案件具有普遍性,由于司法方法的缺失,审理此类案件存在较大困难。利益衡量是解决民事案件中情法冲突最为重要且有效的司法方法。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利益衡量的操作规则为实质判断加法律依据。实质判断的抽象标准是情理,现实标准则是利益的位阶;寻找法律依据的路径是法条的灵活适用、法律的解释、法律原则的运用等。

再评陆勇案:在法定不起诉与酌定不起诉之间——兼与劳东燕教授商榷

陆勇案因近期以其为原型改编的电影热映而重回讨论热点。表面上看,陆勇案中存在情理与法理的冲突。情法冲突实质上是法律形式逻辑与实质的价值判断之间的冲突。在处理陆勇案时,应当以法理而非情理为本位,在合法性解释的价值取向下,对现行法律制度进行体系化解释,得出符合国民期待的结论。不对陆勇进行刑事处罚是法理与情理、法律共同体与国民的共识性结论。但以非罪化处理的思路存有瑕疵与漏洞,难以妥当、周密地对出罪理由进行论证,也难以维护犯罪论体系的稳定性。因此,有必要从公诉裁量出发,以程序法方案即以酌定不起诉的方式对陆勇案加以处理。这样可以有效发挥犯罪的宣示性机能,间接保护医药生产商和病患利益,维护侦查机关的办案积极性;同时,对酌定不起诉的申诉权可以充分保障陆勇的合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