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情欲与伦理之间——论清末民初小说的情爱叙事

在以"仁"控欲的中国传统伦理系统中,个体情爱的叙事空间非常逼仄。个性思潮的萌发以及传奇、戏剧等文学样式的发展,为欲望形态的个体化呈现开拓了新的可能性与叙事空间。承袭晚明"以情抗理"的人文思潮与叙事传统,清末民初的小说开始注重情爱过程与心理描写,其叙事伦理呈现出在情欲与伦理之间徘徊的姿态。这种姿态恰是五四"人的文学"冲决传统文化罗网的前奏。

性别文化视野中的小说情爱叙事

性别对作家构成的潜在的意识影响是不自而然的,由谁来叙述,情爱事件就会呈现不同的意义,叙述者对异性的叙述总是一种“想象性”的叙述,而对同性的叙述大多是“经验性”的。认识潜存的性别盲视给文学带来的影响,势必是一件艰难而又有价值的事情。

异质空间的现代欲望——论租界语境下清末狭邪小说的情爱叙事

清代情爱小说的趣味格调不仅因时而变,而且因地而异。19世纪90年代之前,情爱小说(狭邪小说)的意旨在欢场之外,作者在才子与妓女的故事中有所寄寓,小说散发着浓厚的才子佳人味。当清末小说的创作队伍、传播媒介、阅读群体向上海汇聚,当小说的故事空间钟情于上海租界,情爱小说(狭邪小说)的品格风貌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以上海租界空间为背景的狭邪小说褪去了才子佳人故事的浪漫虚幻面纱,笼罩在上海租界的消费娱乐氛围下,书写快乐原则和金钱原则下无道德约束的情欲冒险。同时,上海租界的淫冶风气与女性解放观念的结合,使得狭邪小说所描写的花界恋情接近了现代爱情的本质。

隐喻·换喻·提喻——论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

身体是情爱叙事的重要符码。不同时期情爱叙事对身体进行修辞的方式,必然受到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当代情爱叙事,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中,采用不同的话语模式与身体视角,由此产生不同的身体修辞模式。在公共话语模式中,叙述者以审视的眼光关注身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隐喻关系;在日常话语模式中,叙述者以正视的眼光关注身体与主体建构之间的换喻关系;而在私人话语模式中,叙述者则有意无意地迎合受述者的窥视欲,关注身体与性(别)意识的提喻关系。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的身体修辞不仅揭示了身体意味的丰富性,而且揭示了叙事修辞的复杂性。

“红色经典”情爱叙事的边界、隐言与盲区

"红色经典"在情爱叙事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很有意味的叙事痕迹,具体以柔性的边界、丰富的隐言和典型的盲区体现出来,鲜明地表征着这些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又微妙地展现着文学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对"红色经典"情爱叙事的症候性阅读,可以让我们更为客观地看待与评价"红色经典",继而理性地把握当代文学的内在本质。

刘庆邦情爱叙事解读——兼及新文学乡土叙事话语反思

刘庆邦对乡村与农民的观察多从男女情爱入手。他的情爱叙事总是反复凸显灵肉分裂的特征,形成这一特征的内在逻辑是过去与现在、乡村与城市的话语冲突,而这实则是新文学乡土叙事中传统与现代话语纠葛的一种反映。相对于由传统到现代的线性描述,刘庆邦及其所代表的这一部分作家描写了传统与现代话语的冲突、较量,其创作反映了乡土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真实状况,乡土叙事也因此而丰盈。

“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论

在"十七年文学"思想膨胀的叙事中,情爱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始终受到政治理念和阶级意识的牵引。工农兵文学谱系中的情爱叙事,要么被作家严严遮蔽了,要么被红色政治理性高高地供奉于理想天国,它是神圣而非世俗的,它是革命而非是个人的,它是纯洁而必须是禁欲的。情爱本身应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私密性,不仅没能得切实的再现或表达,更被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格式为了"革命十恋爱"、"奖章十恋爱"的叙事模式。

《聊斋志异》的空间建构与情爱叙事

《聊斋志异》地理空间与情爱故事二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现实空间所对应的俗世界与异质空间所对应的诗世界构成了空间的两种形式。通过空间场景的生成与转换,从封闭型空间走向开放型现实空间,人与异类之恋也从单一的两性和谐走向与社会的碰撞碎化,大部分情爱故事以人与异类分离的悲剧性结局终结。男性对女性的双重性道德标准通过空间的转换矛盾地统一在一起,蒲松龄按照自我心理建构起切合封建社会男性心理欲求的女性群像。

论古典情爱叙事中的性别空间与尚奇美学——基于唐宋明小说的考察

空间区隔是古代性别文化的特征,表现为空间的性别化和性别的空间化两个层面。以人口的流动带来的流动空间本身就具有奇异色彩。对传统性别空间的试探、突围乃至打破构成古典情爱叙事的核心,形成以性别空间为基础的尚奇审美现象。基于士子"各征其异说"的娱乐活动,唐传奇情爱叙事之"奇"主要表现为打破传统性别空间,以"叹骇"感官刺激为特征的"事之奇"。宋明情爱小说首次以少男少女为正面对象,以情真而深的新恋爱方式为基础,表现出超越生死的"情之奇"特色。立足于两性之间的"知情识趣",寓神奇于日常生活的"不奇之奇"成为明代男女情爱叙事的"尚奇"新美学。古典情爱叙事的空间-尚奇美学实际上构成了"史统散而小说兴"整个社会历史世俗化进程的美学表述。

论萧红情爱叙事中的悲悯意识

现代女作家萧红小说中的情爱叙事呈现出灵与肉的紧张对峙,往往以主人公对爱的彻底绝望而告终。但萧红在叙事中依然涵容着对人生的无限悲悯,弥漫着悲凉的人生感悟。作者深凝而诗意的目光已超越了情爱叙事本身的范畴,深入到人的生命意识深处,使读者往往忘记了叙述层面的情爱而感受到人生的荒凉。

论情爱叙事的深层意蕴

小说中的情爱叙事常常表现出超时代的隐喻意味,这种隐喻意味不仅呈现了情爱叙事本身的永恒性,也使小说具有哲学或宗教思想的深度,从而表现了“人类的永恒困境”。这种深度情爱叙事提供了文学对人生发现的可能性,它面临的困境是思想与形象如何粘合、小说如何有所发现,而不是简单地演绎一个哲学或宗教观念。

新时期以来残疾叙事小说中的情爱叙事解析

对残疾人情爱叙事的描摹是新时期以来小说残疾叙事多元化趋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种多元化的叙事背景中,新时期以来小说对残疾人情爱叙事的表达中显示出浓重的人性关怀意识,主要表现在情爱追求上的相守与相离、情爱现实中的理想与世俗、以及情爱结局上的完美与残缺等三个方面。

从《倚天屠龙记》看金庸小说的情爱叙事意识

《倚天屠龙记》是金庸小说从英雄人格到普通人叙事的一大转折,里面人物的两难境地、模糊性格的塑造和情爱叙事意识,体现了金庸小说独特的当代价值。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人物、时间、空间修辞设计的异质性——以情爱叙事为分析案例

中国唐代以后的短篇小说呈现出与传统叙述相异的面貌。具体表现为:以年轻女性从边缘到中心地位转换为特征的人物修辞设置、以偶然巧遇的特殊机缘为特征的时间修辞设置、以闺房对外秘密通道为特征的空间修辞设置,使叙事因子及叙事流程突破以往叙述模式、认知模式和一般预设,获得"异质性",激起大众的接受兴趣。

消费狂欢中的虚妄情爱及其文化意义——中国当代职场小说中的情爱叙事研究

在中国当代职场小说中,女性书写者将其笔下女主人公的生活重心移至职场这一社会公共空间领域,这就离开了女性写作的习惯范畴,昭示了女性主义在文学发展上的新历程。不过作为陪衬的爱情却始终徘徊在自恋式的纯情完美的想象中,这就形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吊诡。而男性书写者笔下的主流情爱却严重缺失精神情感,这与男性以工作为中心的认同密不可分。剖析比照两性文本的巨大差异,不仅可以探寻出深层的性别文化原因,而且还可照见现实的诉求和困惑。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有主流之外的情爱叙事作为补充,但就总体而言,职场小说中的情爱叙事在虚妄中放逐,为此还需警惕其危害,不断提升其内涵。

寻求两性存在状态的“平衡”——论王安忆文学创作中的情爱叙事

文学的发展水平与人对自身认识的发展同步。王安忆在现代情爱的背景下,反叛与超越政治伦理叙写,开掘人性因素,追问和探询两性生存状态中的平衡和谐之道。在男性与女性的情爱世界里,王安忆宽容地放纵女性的欲望,温情地宽恕男性的怯懦,既摆脱了传统叙事模式的窠臼,也洞穿情爱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表象,直指人性最隐秘的情感,体现了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

在历史跨度和爱情长度之间——评《云水谣》情爱叙事类型创新的得与失

《云水谣》的情爱叙事类型为中国当代电影增添了创新性的要素:一是采用了大跨度的历史背景来强化情爱叙事的长度和深度;二是将单一的情爱叙事场景复数化,从而创造出"世纪爱情"的奇观化。但是,《云水谣》也没有逃脱"特色即缺憾"的当代电影探索的悖论,油水分离的爱情和历史导致了情感与时空的脱离和割裂,复数化的电影类型停滞于老套镜头的拼贴。《云水谣》在情爱叙事类型创新方面的得与失,将成为中国爱情片探索过程中的珍贵标本。

“志同道不合”与“志同道合”——论合作化小说情爱叙事中的两种主要结构模式

"十七年"合作化题材小说中的情爱叙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当时主流政治话语的强力规训下,情爱叙事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儿女情"被革命、阶级话语深深地压抑和遮蔽了,而呈现出来的乃是两种最为典型的"志同道不合"式与"志同道合"式的情爱结构模式。

论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的电影改编

小说情爱叙事的电影化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小说的一种传播形式,电影中的情爱叙事与小说原著的差异是简单的,但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从爱情对专制的控诉到爱情的存在主题,从“移植”、“强化”、“改写”等几种不同的改编方式中,《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九部电影对小说情爱叙事的改编,见证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历史变革和多元化文化的形成。

从放纵到无力——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情爱叙事

20世纪90年代之后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情爱叙事展示出知识分子爱情的各种可能性状态,及其中所包含的意义探寻的过程。通过各自的文本,朱文、韩东、李洱、北村描绘出"性"万能、"爱情错位"、情感的"无力"与"淡漠"、"诗性之爱"承担终极价值的无力等场景,这表明客观的"知识"体系虽然参与了知识分子爱情的发生机制,却丧失了提供自明而普适的伦理价值观的能力。这一时代的情爱叙事折射出知识分子精神价值取向的迷茫与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