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冲突、政治隐衷与求真之叙事策略——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内涵新论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是桐城派散文代表作,历来备受选家赞美,被认为是方苞“义法”“雅洁”等创作理论的精彩实践。左光斗是晚明著名抗阉斗士,在方苞此文之前已有人分别为其作传。方苞此文与前人所作的细微差异,恰恰表明此文突破了方苞之散文理论,这种理论与实践矛盾实是情、理之冲突,是方苞所信仰之程朱理学天然的内在矛盾。此文与戴名世《左忠毅公传》互动互补,写左、史师徒二人之事迹,实包含共同的追念前朝之政治隐衷。此文采用独特的史书“逸事”文体,表明方苞有意区别于已有传记;开篇短句与结尾一段前后呼应,交代“逸事”资料来源可靠,增加此文所述事情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而既往以为篇首短句“先君子尝言”只是领起所述雪日披衣一事,此说实为误解,方苞其他“逸事”之文足为旁证。按照钱锺书所论,此出处之说亦可能出于虚构。

情理冲突与宋代士大夫词人的双重人格与复杂心态

理学是一种政治伦理道德学说 ,它力图将人们的思想、意识、心理及行为严格地限制在宗法伦理的范围之内 ,用一套严格的道德伦理规范来约束、控制人的本能欲望 ,以达到某种人格的自我完善 ,为巩固封建政治秩序服务。在宋代 ,一方面是道学流行且深入人心 ,一方面是世俗享乐意识浓厚 ,二者相互作用 ,使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分裂越来越严重。面对本能欲望与道德伦理的冲突 ,他们的心态变得也越来越复杂。即以词之创作与接受而言 ,士大夫词人的那种暧昧态度就表明了他们既为理所困 ,又被情所役 ,在“天理”与“人欲”

情理冲突与矛盾合力的“共谋”——关于安娜悲剧问题的再思考

围绕安娜的悲剧问题,从情感冲突、社会矛盾、创作矛盾等方面,分析了安娜悲剧的主要根源、外在原因和现实呈现,指出安娜的悲剧是安娜内心中理智与感情的激烈冲突同俄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尖锐矛盾,以及创作主体的深刻矛盾的合力共同促成的。

《牡丹亭》情理冲突的表现策略探析

《牡丹亭》通过表现杜丽娘对爱情的执著追寻,展示了情与理的冲突,但杜丽娘对情的追求仍局限于理所允许的范围内,未与礼义规范彻底决裂。这突出表现在剧中的几个关键情节:鬼魂幽欢,姻缘之分,奉旨完婚。这是情理冲突之表现策略的艺术反映,同时也折射了汤显祖个人思想上的矛盾、困惑,及其处理方式所依据的社会观念基础和文学渊源。

情理冲突下的现实回归——唐传奇爱情文本创作心态研究

唐传奇的爱情文本,以女性为描写主体,塑造一系列个性鲜明、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这是作者有意识地在关注女性的情感体验和独立价值,表明唐朝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同时也体现唐士子对爱情自由的渴望。但唐士子始终在追求个人情感需求和遵从封建礼教的矛盾中挣扎,最终向现实低头。可以说前者只是美好的初衷,而后者才是其最终的归宿。

浅析《牡丹亭》的情理冲突

《牡丹亭》借助爱情故事所表达的是情对理的挑战,理想对现实的反抗。但是作者在抒发"情"的同时却摆脱不了"理"的束缚,"情"与"理"的冲突贯穿始终。文章结合汤显祖"至情"观的创作理论,着重分析《牡丹亭》在情理冲突下所映射的无奈的社会现实,以及作品中体现的"理"对"情"的规范。

从才子佳人小说到《红楼梦》“情理冲突”之调和与深化

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表达了自主的婚姻观念,但是很多作品也表达了维护"名教"的思想,因此才子佳人有风流大胆的一面,也常常处于"情理冲突"之中。才子佳人小说没有真正解决才子佳人的"情理冲突",而是通过种种方式遮蔽了这一矛盾。而《红楼梦》中的"情理冲突"无法调和,并最终演化为人物命运的悲剧。曹雪芹以人物的命运悲剧更为深刻地阐释了"情理冲突"的实质,表现出了自由爱情和婚姻与社会礼教规范不可调和的矛盾。

人文回归与独抒性灵——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戏剧作品中情理冲突的文化比较

莎士比亚和汤显祖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度,但二人生活的年代相近。其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情理冲突。以莎氏的《仲夏夜之梦》、《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作品以及汤氏的"临川四梦"为例,对其中情理冲突的部分所进行的文化比较反映了二人所处的历史背景对其作品创作的影响。在莎士比亚时代,欧洲的人文解放思潮强调个体价值,女权主义和新的伦理观逐渐兴起,因此其作品表现出人文主义的回归;而明朝中期以后,程朱理学依然为正统,但阳明心学亦对社会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汤显祖在思想上站在时代前沿,独抒性灵,肯定人性和情欲,其戏剧作品亦表现出以情反理的思想追求。

情欲与教化:论《玉簪记》情理冲突的弱化

明传奇《玉簪记》描写了书生潘必正和女尼陈妙常的婚恋故事,自笔记《古今女史》至传奇《玉簪记》,其故事情节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改写。经对杂剧、小说及传奇诸版本的分析,发现作者高濂在其重创过程中坐实了以往版本中"指腹为婚"的设计,回避了陈妙常怀孕产子的情节,试图把作品中所高扬的"情"纳入传统伦理道德的轨道之中,弱化了作品中情与理的冲突,这与其时代精神下士人心态的嬗变及戏曲创作理论对"诗言志"文学传统的承袭密切相关。

唐末文儒的身心困局与情理冲突——皮日休思想与古文平议

学界高度评价皮日休小品文中的民本思想和批判锋芒,却忽略了他在《汉斩丁公论》《斥胡建》《旌王宇》等大量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旗帜鲜明的忠君观念。《鹿门隐书》《原谤》等文通过古今对比讽刺"王天下者",的确具有较强的批判色彩,但其矛头并非指向唐末皇帝,更不能视为皮日休参加农民起义的思想基础。皮日休极力宣扬"忠孝"观念,而史料却记载他参加了黄巢起义。这颇具讽刺意味的结局,代表了唐末文儒的立身困局,也说明儒家学者在易代之际如果知进而不知退,势必陷入知行背离的尴尬境地。皮日休的古文中既有理性化的明道诉求,又有高度感性化的愤激情绪,二者糅和而不免冲突,形成了《皮子文薮》的独特面貌。

《琵琶记》中蔡伯喈和赵五娘情理冲突对比探析

高明的《琵琶记》是元末明初的一部南戏剧本,共四十二出,写蔡伯喈和赵五娘悲欢离合的故事。蔡伯喈和赵五娘是高明树立的两个典型人物形象。蔡伯喈的"三不从"构成了戏曲的主要冲突,情理冲突尤为突出;赵五娘作为"孝妇"的形象进行刻画,在"孝"和女性形象之间,赵五娘也有激烈的情理冲突。分析蔡伯喈和赵五娘情理冲突的具体内涵,并分析原因,对蔡、赵戏曲人物形象的再思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紫钗记》中的情理冲突

《紫钗记》是'临川四梦'中'至情'理论的先声,汤显祖通过新增的卢太尉形象,讲述了李霍二人的'情'最终战胜卢太尉的'理'的故事,是情对理的挑战。汤显祖通过一系列改编,表达他的'至情'理论,但最终因为思想中的矛盾而使得剧中人物难逃'理'的束缚,从人物形象上、细节处理上和改编后的大圆满结局中,都投射出一系列的情与理的冲突。

内心的文化冲突及其自救——吴宓前期日记研究

《吴宓日记》如实记录了新旧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在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尤其是在他们内心深处引发的巨大冲突和震荡。日记中代表两种异质理想或生存方式的"二马"之喻,透露出吴宓在现代职业化生存和传统济世情怀之间的艰难选择;而"殉情殉道"之说则是他陷入情感与理智、道德坚守与世俗诱惑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的无奈托辞。《吴宓日记》作为私人叙事的文本,履行着自我认知和自我治疗的功能。它是吴宓的心灵自救之舟。

重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情理法分析

近年来为数不少的案件审判结果(尤其是在农村)表明了诉讼纠纷解决模式在解决某些纠纷过程中处于无效或低效的不理想状态。这种不理想状况迫使我们重新反思纠纷解决模式,重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本文分析了目前导致诉讼纠纷解决模式低效或无效的原因,从情、理、法冲突的角度阐述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弊端,相应地提出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重构的对策建议。

《牡丹亭》危机传播之“情”“理”冲突的角逐

本文从危机传播的四个阶段浅析《牡丹亭》中“情”与“理”的矛盾,以杜丽娘、柳梦梅为代表的“知情”,和杜宝、陈最良为代表的“崇理”之间的冲突为主要内容,按照危机潜伏、危机爆发、危机蔓延、危机恢复四个阶段展现。

艾丽丝·门罗作品中情与理的冲突

选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丽丝·门罗的作品,例如《你以为你是谁》中的海蒂小姐,《逃离》中的贾米森太太,以及《熊从山那边来》中的格兰特等人物形象。通过对他们的形象进行分析,发现他们不仅学识很高,而且通情达理,是十分优秀的个体。但是,他们都处在一种相似的失败、孤独的处境之中,而造成这种困境的深层原因是情感与理性之间无法解决的永存冲突。

软法视野下村规运用实证考察与机理重塑--以构建情理法统一为中心视角展开

村规蕴含的公序良俗,不仅是《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也是"民间法"软治理的规范之一。村规在乡土社会发挥着重要的治理功能。然而现实却存在着大量异化的村规,其根源在于村规的制定缺失民意基础、制定程序随意。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制定法应理性引导村规条约制定、审查与备案,预留村规合理的规制空间;反之,村规也应恪守法治思维,体现基层民众真实意愿。为制定法与村规在乡土治理领域寻求一条协同共存之路。

《牡丹亭》的剧情结构与思想表达

《牡丹亭》以情理冲突为主线,剧情以由生而死、唤死回生、翁婿冲突三段为主体,折叠式结构具有内在的完整统一性,支撑了作品深刻思想的表现。《牡丹亭》将矛盾对立形象的设置由《紫箫记》、《紫钗记》的恶人恶行转为表现善人恶行,杜丽娘形象也发生了现实性回归,这是对社会生活更为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