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与情理精神

中庸之道是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的、具有某种形式化特点的实践理性方法论,也是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目标。中庸之道的实质内容实际上是儒学或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一种"情理精神",在实践中,这种中庸之道与情理精神又是通过对经权关系的处理而得以实现的。揭示这一内在奥秘,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智慧的真蕴。

论中国文化的情理精神

“情理”这一特殊范畴表达了儒学与中国文化中一种情理交溶、以情为源和本,以理为鹄和用的特有文化精神。基于传统社会的情理精神与现代理性精神是相冲突的,建立在情理精神基础上的人治传统更可能对现代社会的法治起到巨大的破坏作用。

“情理精神”视阈下的中国文化——从中国伦理的“情”与“理”角度分析

血缘关系,是氏族组织的最大财富,是连接原始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纽带。中国文化沿袭了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将其改造为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情理精神"宗法制,即中国文化的"情理精神"。中国文化用"情"凝合大家,再用"理"建构社会秩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情理"文化。

中国情理精神的现代价值——基于“现代性”和“后现代”的考察

西方现代文明中,"现代性"和"后现代"的道德论争既反映着西方正遭遇着深刻的精神危机,也表明西方正在为走出危机寻找出路。但是,无论现代性和"后现代"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何种反思,都未从根本上走出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窠臼"。而中国从人之真性情出发、注重生命觉解安顿的情理精神与"现代性"的深度悖论,以及其与"后现代"的某种价值契合都彰显着其独特的现代价值,即中国情理精神对"情"的伦理设计、对价值理性的推崇,以及"有机整体主义"的生态观都包含着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无法深刻触及到的价值真理,特别是中国情理精神孕育的"伦理优先"传统既为现代社会遭遇的"无伦理,没精神"文明困境提供了疏解之道,又在一定意义上回答了"我们如何在一起"的文明追问。

论先秦儒家情理精神的现代转化

先秦儒家情理精神的现代转化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从时代需求出发,重新呈现适应人类生命之需的价值真理;二是涵容现代理性精神,既积极吸收现代理性精神的先进价值理念,又要超越现代理性精神的局限性。具体而言,从个体层面看,要建构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精神联结,以"情"为主的先秦儒家德性论需与基于现代理性精神的权利论相整合;从整体层面看,为适应血缘文化淡化的现代公民社会的伦理诉求,先秦儒家情理精神的核心价值,即"仁爱"思想,需由以"爱亲"为核心理念向以"爱人"为核心理念提升,发挥"情"之合同功能,以有机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化解当今"伦理—道德"精神链断裂的时代难题。

儒家道德哲学的情理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人作为情感与理性相统一的生命存在,二者的失衡将会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生命困境和道德困境。对于当今时代而言,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的绝对主导地位已经导致人类处于"神圣遭劫"、物欲横飞的道德哲学困境中。从人的本性来看,儒家以情为主、情理统一的情理精神为我们超越现代道德哲学困境能够提供有益的价值启示:通过以"情"论"性"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系统,以道德之"情"构筑意义世界,以伦理之"情"重塑人的"伦理整体性"。

论孟子德性思想之情理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从"面子"是情理精神在中国人社会生活方面的体现,耻感是情理精神在中国人性格方面的体现,乐观精神是情理精神在中国人精神生活方面的体现三个方面,论述了孟子伦理的基本内容。认为孟子伦理不仅在理论上决定了中国文化的风格和发展方向,而且对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