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传播研究的历时演进、热点议题与智能转向

在对228篇学术论文进行主题聚类和时区共现分析的基础上发现:情绪传播研究相关论文的发文量呈上升趋势,但总量占比较小;热点议题集中在传播机制、传播特点、传播效果等方面,同时与突发性事件、社交媒体、舆情治理和媒介技术的相关研究呈现深度互嵌态势;Python-SentiStrength、聚类分析、模型运算成为情绪传播研究方法“主力军”,加速了情绪传播研究的智能转向;情绪传播理论拓展呈现缓慢且保守特征,缺少跨学科对话。未来,情绪传播研究应注重研究维度拓展、研究视角立体化及研究范式的动态转向。

情绪传播视域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传播困境与实践进路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在技术赋权作用下大学生表达情绪的特征、途径都有了新的变化,这也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情绪传播理论,发现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在情绪唤醒、情绪分享、情绪共鸣、情绪纾解等环节存在现实困境。为此,高校有必要加快构建“知情意行”四维一体的教育体系:以“知”为基,在情绪唤醒中把准爱国认知;以“情”为纽,在情绪分享中厚植家国情怀;以“意”为引,在情绪共鸣中砥砺强国志向;以“行”为本,在情绪纾解中实践报国之行。四个环节相互传导、相互作用,不断影响着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效。

突发事件下的封闭空间情绪传播模型研究

为避免突发事件中复杂情绪在封闭空间内无序发酵引发衍生灾害,探索封闭空间的情绪传播规律,基于情绪自发传播模型SISa,考虑封闭空间个体情绪的差异性、群体极化现象、特殊情绪交互方式以及危急情景下的动态感染率,分别改进主体情绪状态、情绪转移路径、交互模式与感染率,提出1种适用于封闭空间的情绪传播模型SE 4Sa,并以武汉地铁2号线为例完成数值仿真与敏感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自发转移过程对限制负面情绪累积起到关键作用,且情绪极化现象使系统危险性大幅增长;缩减个体情绪感知域使系统稳定时间缩短90.6%、高唤醒负面情绪占比下降27.4%;突发事件下的动态感染率更符合封闭空间情绪传播特性。研究结果可为突发事件下封闭空间的群体行为和群体情绪规律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突发事件中新闻报道的情绪传播优化

突发事件容易引起社会负面情绪的发酵与传播,如恐慌、愤怒、悲伤等,为避免产生更加严重的社会后果,专业的新闻媒体应对其进行治理。文章从情绪传播的视角出发,根据突发事件不同阶段的社会情绪特点,提出情绪优化的方法。在突发事件初期,新闻媒体应加强滚动式、对话式、科普性和纠错式报道来消除“不确定”,以此纾解社会恐慌情绪;在突发事件爆发期,新闻媒体要敢于直面社会丑恶,加强调查性报道和批判性报道,平息社会愤怒;在突发事件发生过程中,新闻媒体还要扮演好组织者和引导者的角色,通过组织公共讨论帮助公众释放情绪压力,同时向社会传播全面、积极的信息促进社会情绪的正面转向;在突发事件消退期,新闻媒体还可通过报道“公共善”事迹增强社会凝聚力,重建集体认同感和信任感,修复社会情感创伤。

社交媒体中正面报道的情绪传播研究

本文从情绪传播的视角出发,系统分析社交媒体中高阅读量的正面报道文章的情绪传播特征。研究发现,在正面报道中唤起情绪种类越多,文章的阅读量和点赞量越高,高阅读量的文章唤起的正向情绪都高于负向情绪;同时,正向情绪的唤起频率、唤起程度与正面报道文章的阅读量呈正相关。因此,正面报道文章的阅读量和点赞量均高于非正面报道文章;高阅读量的社交媒体文章正向情绪唤起越多,传播效果越好;高阅读量的正面报道文章唤起情绪种类与文章阅读量和点赞量呈正相关关系;情绪唤起与新闻价值能产生较大共鸣,正面报道文章的新闻价值越高,阅读量和点赞量越高。本研究为今后正面报道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都提供了可借鉴的数据和观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的风险感知与情绪传播研究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交媒体平台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如风险感知的变迁和问题反馈解决等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本研究对微博平台“新十条”发布后两个月内所涵盖的约30万条帖子进行了数据挖掘与实证分析,深入探讨社交媒体平台上风险感知变化的规律。研究结果揭示,不同情绪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负面情绪“恶”的传播对风险感知的影响最为突出。

社交媒体时代的算法情绪传播特征及影响研究

算法可以将社交媒体用户的情绪纳入可数据化计量的范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数据+算法”的双轮驱动机制使用户文本所包含的复杂多样的情绪表达变得清晰可见,情绪传播呈现出具象化、可支配性、模式化、圈循性的特征,其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显而易见。在社交媒体平台、意见领袖与用户的互动关系中,情绪型意见表达失控、舆论场冲突加剧等成为算法技术渗透于情绪传播过程中应予以重视的问题。

大型体育赛事中的情绪传播机制分析——以北京冬奥会为例

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既是奥林匹克精神的载体,也是主办方在国际社会中展示国家体育实力与传递国家声音的体育传播舞台。随着传播生态环境的变化,情绪传播在媒介网络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在体育传播领域。通过分析北京冬奥会中引发观众情绪传播的原因,总结北京冬奥会中情绪传播的生成机制,对情绪传播进行反思与思考,有助于利用积极情绪为大型体育赛事赋能和推动赛事顺利进行。

“与机器谈情”:可供性视角下的人机情绪传播

新的媒介技术爆发式涌现,深刻地改造着人们的社会联系与精神交往。作为技术环境与人类实践二元互动的反映,可供性为系统理解人机之间“何以谈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考察向度。在硬件条件可供性方面,人工智能主要在情绪识别与合成、机械外形与生理机能上积极向人类的身体对齐;在软件条件方面,则在增强共情性、可编辑性、陪伴性、隐匿性及感知性上努力契合人类情绪传播的现实需求和实践能力。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人机情绪传播将长期存在“对类人性的渴望与恐惧”“向人类社会对齐与复制原有社会缺陷”“驯化与反驯化”三重张力,人机情绪交互中的人们一旦失去自身作为行动者主体的身份,转而全盘接受机器设置的思考内容和情绪反应,机器就将真正实现对人类的反向驯化。

多模态视域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情绪传播及其治理

公共情绪反映着社会情绪的脉搏与流变。智媒时代,社交媒体快速发展,互联网多模态趋势不断加强,网络情绪传播呈现传播主体多元、传播过程复杂、主观情绪较多、传染效应较强等特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场域的延续与发展,必须契合互联网多模态趋势下网络情绪传播的特点与逻辑,发挥情绪传播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才能增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向心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因此,需要从加强情绪监测预警、打造专业思政队伍、培养多元意见领袖、拓展思政教育载体等方面协同治理,注意消除运用情绪传播规律时可能对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铸牢意识形态领域坚强防线。

新媒体时代社交平台中的粉丝情绪传播研究——以微博平台中粉丝情绪的表达与共享为例

情绪传播作为新媒体社交平台中无法忽视的传播新势力,为粉丝情感提供了相应的传播机制,以微博平台中粉丝情绪的表达与共享为例,新媒体时代情绪传播的产生动因包括个体情绪的唤起、群体情绪的感染以及大众情绪在社交媒体中的积累与爆发,粉丝情感在微博平台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与共享建立情感连接,对粉丝崇拜主体的形象塑造、公众舆情以及社群构建与议程设置具有重要意义。

规范激活理论下网络突发事件中微博用户的消极情绪传播研究

为探讨网络突发事件中网民进行消极情绪传播的原因,并检验结果意识、责任归属、个人规范与消极情绪传播之间的关系,采用深度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从利他行为的视角出发,基于规范激活理论,以微博平台为例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微博用户在网络突发事件中主要出于疏解情绪和寻求改变两个目的进行消极情绪传播。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显著正向预测个人规范和消极情绪传播,个人规范显著正向预测消极情绪传播,个人规范在结果意识和消极情绪传播、责任归属和消极情绪传播的关系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

情绪传播视角下的高校舆论危机与应对

文章探讨情绪传播的含义,分析情绪传播对舆论扩散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从情绪传播视角分析高校舆论的现状,根据情绪传播在高校舆论危机的形成、扩散、消散三个不同阶段中的作用规律,提出高校通过创建舆论预警机制、建立舆论引导队伍、搭建舆论沟通渠道来应对高校舆论危机,以期为高校有效开展舆论危机应对工作提供借鉴。

自然生态类短视频中的情绪传播--以大熊猫短视频为例

短视频成为爆款的核心密码是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包含情绪价值元素的短视频,不仅可以有效地吸引用户注意力,还可以提升短视频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自然生态类的短视频可细分为植物养殖经验分享与展示类、自然风景拍摄类、旅行景区欣赏类、动物生活日常类等,其中动物生活日常类受到大家的一致喜爱,尤其是大熊猫短视频。许多人表示观看大熊猫可以治愈焦虑和烦躁,海外网友也通过大熊猫短视频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发展。情绪传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力也被逐渐释放和认知。

快乐的媒介:娱乐生产中的正向情绪传播研究

正向情绪作为喜剧作品传播的内容与工具,是从“情美”角度审视喜剧的关键。喜剧情节引发了受众不自觉地“笑”,欢笑过后,个体又会根据情感规则和社会规范,结合生活经历进行情感转化,生成感动、幸福、满足的深层感受。本文结合以喜剧电影为代表的传统喜剧文艺,和以短视频情景剧为代表的新喜剧形式,以经典的SIPS模型为依据,从共鸣、确认、参与和共享四个阶段分析正向情绪的传播过程,厘清作为感性认知的情绪在文艺作品生产娱乐过程中的传播机制。

基于计算机视觉对视频流带货直播的情绪传播研究

以带货主播在直播时的视觉内容为研究对象,使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对主播的表情进行识别,并基于情感计算理论对表情进行量化和分析。经过实证研究发现,带货主播的表情会显著影响直播间的传播效果。研究结果揭示了在带货主播表情渲染下的情绪传播特点,也反映出流行现象背后社会关系结构的瓦解与重组,并且丰富了情绪传播这一中观理论在传播学中的研究范式,同时也对当下数字虚拟人、虚拟形象的发展可行性提出了合理建议。

网络自嘲:青年群体自我污名化下的情绪传播

近年来,在社会急速变迁的大背景下,社会竞争加剧,青年群体面临新的成长困境。网络自嘲作为青年群体抵抗主流价值观和自我情绪纾解的一种方式,不断形塑流行的网络亚文化。本研究通过情绪传播这一独特视角发现,青年群体通过双重对立的情绪表达,藉由以“戏仿、诱发和共在”为特质的情绪传播机制,建构情感共同体追求身份认同,进行自我污名化的情绪传播。尽管网络自嘲已经成为青年群体进行自我调适的新方式,但依然折射出青年负向自我认知的心理危机,需要引起社会关注并予以合理引导。

大众情绪传播的“框架效应”研究

大众情绪传播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框架效应”,即人们会基于社会公共价值、集体记忆、固化的情绪反应在公共事件中形成优先唤起的趋同性的集体情绪表达和道德评判。与个体情绪的产生机制不同,大众情绪不是简单的个体情绪的叠加,而是通过大众情绪传播框架的筛选,将典型的媒介中呈现的个体情绪汇流后,使其具备群体情绪体验代表性和价值判断代表性后形成的。大众情绪传播框架使大众情绪传播具有趋同性,当正面情绪被唤起和传播时,有助于形成团结的社区,促进社会道德向善;但当负面情绪被唤起和传播时,很容易造成舆论中的极化现象,使得信息传播通道壅塞,进而产生简化信息认知、窄化公共空间、激发谣言叙事等社会影响。

多源媒体情绪传播影响了企业策略性专利行为吗?

以我国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多源媒体积极情绪传播对企业策略性专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多源媒体积极情绪传播通过管理层迎合和管理层防御机制对企业策略性专利行为产生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强化了管理层迎合效应的发挥,证监会减持新规的出台并未弱化管理层防御效应的发挥。多源媒体积极情绪传播引起的企业策略性专利行为使得企业产品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地位下降。

国内情绪传播研究热点与前沿演进——基于CNKI(2000-2021)的知识图谱分析

本文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1593篇情绪传播研究论文进行计量分析发现:社交媒体、网络舆情、短视频、新媒体、舆论引导是该领域研究重点关键词;短视频、政治传播、主流媒体、互动仪式链等关键词代表着最新研究趋势。未来情绪传播研究应吸收不同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完善理论框架体系,从而推动该项研究的纵深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