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教师的情绪健康赋能

一个共识已经被公众所熟知:越来越多青少年正在经历情绪危机。《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为15%~20%;抑郁症患者群体中,50%为在校学生,其中41%曾因抑郁休学。然而,另一个隐藏的事实却宛如“房间里的大象”———伴随青少年儿童成长的教师所背负的情绪重担长期被忽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一个积极温暖、乐观坚韧的教师能够对学生品格、意志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但若教师深陷情绪重负,其负面的能量也会反映在青少年儿童的身上,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

步行活动对乳腺癌患者情绪健康的潜在影响:创伤后成长不同维度的中介作用研究

背景乳腺癌已成为全球发病率首位的癌症,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痛苦,也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尽管现有研究表明身体活动对乳腺癌患者情绪健康有促进作用,但其潜在的心理机制尚待阐明。目的 探讨步行活动与乳腺癌患者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关系,并探索创伤后成长不同维度在其中的潜在中介效应。方法 2019年4—7月,采用方便抽样法对在上海市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社区管理的乳腺癌患者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共招募256例患者,其中235例完成问卷填答,应答率为91.8%。采用国际身体活动问卷长问卷(IPAQ-long)中文版评估步行活动水平;采用创伤后成长量表-简版(PTGI-SF)评价患者创伤后成长程度;采用20条目正负情绪量表(PANAS)评估患者情绪健康程度。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创伤后成长不同维度在步行活动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中的中介作用。结果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长中的个人力量维度进而促进乳腺癌患者的积极情绪,间接效应值为0.07[95%CI(0.02,0.13)];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长的生命欣赏维度进而降低消极情绪,效应值为-0.13[95%CI(-0.21,-0.05)]。中介作用模型结果显示,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长的个人力量维度(β=0.21,P<0.01)进而促进积极情绪(β=0.34,P<0.01);此外,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长的生命欣赏维度(β=0.35,P<0.01)进而降低消极情绪(β=-0.37,P<0.01)。结论 创伤后成长在步行活动对乳腺癌患者情绪健康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鉴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着癌症患者的长期健康管理工作,在未来的社区健康管理工作中,医师应重点将步行活动作为改善患者心理健康的干预方式之一。同时,建议将运动干预与促进创伤后成长的心理干预相结合,以提升对患者心理健康的干预效果。

情绪健康导向的生活性街道空间要素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生活性街道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城市空间,街道环境会对人的情绪产生影响,积极情绪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基于健康街道理念和人性化设计理念,结合文献研究,对影响情绪体验的街道空间要素进行归纳。针对广州市三类具有代表性的生活性街道类型进行实地调研,分析不同类型的生活街道中各类空间要素对情绪的影响,从促进情绪健康的角度出发,从视觉感受塑造和行为需求满足两方面,对生活性街道的空间要素进行分析。

基于情绪健康需求的社区活动中心空间设计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和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人们对自身的健康问题也越来越重视。居民健康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情绪健康是影响居民精神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空间环境是影响人们心理健康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对空间环境进行优化调整,可以有效地干预和缓和人们的情绪。通过优化空间环境来调节人们的心理状态是可行之路。社区活动中心是社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也是人们最常去的地方。当前的社区活动中心呈现出一种“唯视觉”的倾向,即注重对建筑的外观造型美化和空间美化,而忽略了空间最基本的休闲娱乐功能,缺少与人的互动,导致社区活动中心的承载能力逐步弱化,从而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空间活动和情绪体验。由此可见,打造可以调节人情绪的社区活动中心尤为重要。文章以社区活动中心为研究对象,探讨社区活动中心环境对居民情绪的影响,并据此提出未来社区活动中心的规划与设计策略,以及提高居民积极情绪体验的室内外空间优化策略,从情绪健康和积极情绪的角度出发,改善社区活动中心的空间环境,唤醒积极情绪,调节消极情绪,缓解生活压力,为构建健康城市与社区提供理论依据。

高中生情绪健康评价与预警的重要性

情绪健康是评价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准,也是在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尽管近年来很多教研者都已经关注到了高中生情绪健康这一内容。但是在具体的情绪健康评价与预警方面却还有很多工作亟待完善,尤其是对高中生情绪健康评价与预警的重要性认知方面存在诸多不足。鉴于此,本文围绕“高中生情绪健康评价与预警的重要性”展开研究,通过分析高中生情绪健康评价与预警的重要性、高中生情绪健康评价与预警开展现状、促进高中生情绪健康的建议,以提升教育者对高中生情绪健康的关注程度,促进高中生情绪平稳和健康。

运动有益情绪健康

现代社会压力无处不在,工作、生活,甚经至婚恋、生育都会给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压力。随压力而来的就是焦虑、抑郁和睡眠障碍等表现。焦虑是一种主观上不愉快、不安和担忧的感觉,害怕预期的未来事件,可能表现出心慌、心悸、胸闷、乏力、出冷汗等一系列生理紊乱症状,以及易怒、紧张等心理症状。抑郁则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闷闷不乐、无愉快感、兴趣减退,伴有自我评价低、无价值感、自责等。

基层官兵特质正念与情绪健康的关系及注意控制和认知重评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基层官兵特质正念与情绪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注意控制与认知重评在其中的作用。方法采用五因素正念量表、注意控制量表、情绪调节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和状态焦虑量表对某部1 325名基层官兵进行心理测评。结果 1正念水平高分组与低分组在情绪调节方式、注意控制、抑郁和焦虑水平上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2正念水平与注意控制、认知重评显著正相关(r值分别为0.71、0.62,P<0.01),与表达抑制、抑郁、焦虑显著负相关(r值分别为-0.51、-0.43、-0.66,P<0.01)。3注意控制能力的提升和表达抑制情绪调节策略的减少在正念与抑郁、焦虑的负性关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的增加在正念与焦虑的负性关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基层部队官兵特质正念水平与其情绪健康密切相关,正念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增强个体的注意控制能力,培养合理的情绪调节方式(更多地采用认知重评、更少地使用表达抑制),从而改善情绪健康。

情绪健康和生活质量对癫痫后轻微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

目的目前癫痫患者发生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并不十分清楚,文中旨在评估成年癫痫患者临床特征、情绪健康及生活质量对轻微认知功能障碍(MCI)的影响。方法选择2015年10月至2016年10月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神经内科门诊就诊的成年癫痫患者109例,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 CA)及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评估患者的认知功能,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评价其情绪健康,生活质量评定量表-31(QOLIE-31)评定其生活质量;采用调查问卷收集患者的临床基线资料。结果 MCI患者67例(61.5%)。居住地区(OR=0.226,95%CI:0.082~0.627)是癫痫后MCI最有价值的预测因素,HAMD-24(OR=0.770,95%CI:0.644~0.921)、QOLIE-31总分(OR=0.712,95%CI:0.575~0.880)、生活质量(OR=1.070,95%CI:1.015~1.128)、自我认知功能(OR=1.120,95%CI:1.043~1.203)以及社会活动(OR=1.103,95%CI:1.035~1.175)是癫痫后MCI的危险因素。结论成人癫痫患者MCI的发生率偏高,临床工作中更应重视常规进行认知功能、情绪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评估,可以有效延缓癫痫后认知障碍的发生和发展。

留守儿童亲子依恋与情绪健康的关系:情绪调节能力的中介和家庭功能的调节

对557名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情绪调节能力、家庭功能及情绪健康进行测查,考察亲子依恋与留守儿童情绪健康之间关系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留守儿童亲子依恋能显著正向预测情绪健康,情绪调节能力起部分中介作用,家庭功能对情绪调节能力的中介作用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试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与情绪健康教育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具有以自卑为核心的负向情绪体验较多、情绪状态的稳定性较差、情绪心理较为幼稚和情绪调控能力较差等独特性,针对这些独特特征,本文初步提出了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情绪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

家庭因素对大学新生情绪健康的影响

目的探讨家庭因素对大学新生抑郁、焦虑、恐怖等情绪健康的影响。方法采用自编的大学新生家庭影响因素调查表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在西北地区某地方院校中选取2211名2008级新生进行施测。结果 1在抑郁、焦虑、恐怖3类情绪上,3种父亲文化水平的大学新生情绪状态存在显著差异(F=10.77,5.92和6.47;P<0.01或0.001);2在抑郁、焦虑情绪上,3种母亲文化的大学新生情绪状态存在显著差异(F=6.79和4.04;P<0.01或0.05);3在抑郁、焦虑、恐怖3类情绪上,5种家庭经济状况的大学新生情绪状态存在显著差异(F=4.18,3.15和3.33,P<0.05或0.01);4在抑郁、焦虑、恐怖3类情绪上,3种家庭关系的大学新生情绪状态存在显著差异(F=33.66,20.45和7.60;P<0.01或0.001)。结论家庭因素是影响大学新生情绪健康的重要方面,高校应重点关注家庭成员文化程度低、成员关系较差及家庭经济状况贫困的新生,通过开设情绪健康课程及训练,提高新生情绪健康与心理健康水平。

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与情绪健康的关系

目的了解大学生的积极心理资本与情绪健康水平,并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PQ)和大学生情绪健康问卷对四川省内3所高校的52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大学生PPQ总分及自我效能、韧性、希望和乐观各维度的得分分别为122.57±16.10,32.13±6.37,30.48±4.66,30.34±4.58和29.63±5.92。城镇户籍大学生的PPQ总分以及乐观、韧性和希望维度得分均高于农村户籍大学生,男生在自我效能维度上的得分高于女生,而在希望维度上的得分低于女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大学生情绪健康问卷总分及情绪失调、焦虑、抑郁、攻击和躯体化分量表的得分分别为65.36±19.60,15.13±5.11,12.48±4.66,13.44±4.65,13.23±4.91和11.08±3.81。男生的大学生情绪健康问卷总分及情绪失调、焦虑、抑郁及攻击分量表得分低于女生,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大学生情绪健康问卷总分及抑郁分量表得分低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城镇户籍大学生的情绪失调和躯体化分量表得分低于农村户籍大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及情绪健康整体水平相对较高。因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的积极心理资本及情绪健康水平有差异,高校应根据其特点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寒地住区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情绪健康影响的研究

良好的住区建成环境质量对人群的情绪具有重要影响,尤其寒冷地区的住区建成环境对老年人的情绪健康影响更为突出。本文选取了寒地城市的典型住区进行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统计筛选出对老年人情绪健康影响较大的建成环境因子:绿视率、天空开阔度、人口密度、街道高宽比和公交站点密度,并明确不同因子的权重比。研究发现,控制绿视率和天空开阔度是改善寒地住区老年人情绪健康最重要的优化方向,人口密度、街道高宽比和公交站点密度的调整是优化策略的重要补充,可以为寒地住区建成环境的进一步优化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特大城市舒适度与中老年情绪健康的响应机制分析

全球城市化与气候变化背景下,城市微气候的改变给居民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健康危害。其中微气候的舒适度对情绪健康的影响机制,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科学问题。本文基于高温热浪天的情绪问卷调查及实测温度、湿度、风速数据,利用GIS、SPSS和MATLAB等软件分析探讨热舒适度对4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的负向情绪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温热浪天气,随着舒适度指数的升高,中老年人情绪健康影响总体呈上升的特征,在不同的性别和年龄中存在差异;舒适度对负向情绪因子分为不受影响、影响较微弱、影响较明显3种类型,不同的类型具有不同的情绪状态;舒适度指数与负向情绪因子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线型差异,影响程度依次是:心烦>易怒>紧张>敌意;随着舒适度指数的升高,情绪因子的受影响程度呈现阶段性的变化。舒适度对心烦、易怒、紧张的影响呈起伏波动,敌意呈单调递增加趋势;通过本研究以期为健康城市规划和风景园林设计,提供城市微气候健康调节的理论基础。

少年运动员情绪健康问题初探

本文探讨少年运动员的情绪生活状况及情绪健康状况和对情绪的自我调控能力。提出了影响少年运动员健康成长的 5类情绪问题 ,并对情感发展所需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及少年运动员身心发展的特点等提出了建议。

述情障碍与情绪健康教育

述情障碍大学生在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方面存在一定障碍,通过情绪健康教育可以改善述情障碍大学生的情绪识别和情绪调节能力。

少年学生情绪健康问题初探

本研究自行设计了两份调查问卷，旨在探讨少年学生的情绪生活状况及对情绪的自我调控能力，以考察当今少年学生情绪健康状况。根据调查结果，本文提出了影响初中生健康成长的６类情绪问题， 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从情感发展所需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初中生身心发展的特点等提出了３ 点教育建议。

情绪健康的自我管理（下）--再访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专家万承奎教授

笑有十大生理功能 记者：古人说：“最能笑者最健康，最乐观者最长寿。”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笑十笑，百病消。”又说：“一天笑三笑，医生要上吊。”现代科学家们说：“乐观是养生的惟一秘诀。”请问，笑对人的生理究竟有怎样的功能？

情绪健康的自我管理（上）——再访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专家万承奎教授

心理健康是健康的核心，而情绪健康又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如何保持乐观情绪是关系身心是否能够健康的重要方面。在21世纪的健康新观念中，保持情绪健康也是重要内容。为此，本刊记者就这一话题，再次采访了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专家组专家、中国武警部队健康顾问、中国老年保健学会专家组成员、第四军医大学万承奎教授，请他和我们一起聊聊心理健康的自我管理。

乳腺癌患者经济负担对情绪健康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进展

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对乳腺癌患者疾病经济负担、情绪健康、生活质量及三者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研究证实,乳腺癌患者疾病经济负担的主观感知严重程度对患者治疗依从性、情绪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重要负面影响。长期的治疗以及靶向药物、免疫药物使用的增加,加重了患者及其家庭经济负担,进而增加抑郁、焦虑的患病风险,导致患者总体生活质量下降。并在探讨当前研究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建议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