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察”与“内省”:环境威胁引发的绿色消费意愿研究——基于道德情绪的双路径模型

营销学者在探究绿色消费议题方面做了众多开创性工作,然而针对诱因不同的环境威胁是否及通过怎样的心理路径影响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研究仍然匮乏。本文将环境威胁分为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威胁和人为因素引发的环境威胁两类,通过4组实验检验了两类环境威胁影响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心理机制。研究结果证实了无论哪类环境威胁,都会对绿色产品购买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但不同类型的环境威胁会通过差异化认知过程和情绪反应影响绿色产品购买行为。当消费者面对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威胁时,其“外察”思维模式会起主导作用,此时敬畏感是促进绿色产品购买意愿的中介变量;当消费者面对人为因素引发的环境威胁时,其“内省”思维模式会起主导作用,此时内疚感是促进绿色产品购买意愿的中介变量。研究也证实了环境威胁对道德情绪的影响会受自然联结性和道德提升感的调节。

征迁改造居民的“知情意”——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及焦虑情绪对政策支持意愿的影响

以人为核心、关注民情、尊重民意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征迁改造的核心理念。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居民的多元理性认知对征迁改造意愿的影响,对于情绪在认知与意愿的关系中发挥何种作用仍缺乏解释。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开发涵盖生计风险、适应风险和利益风险3个维度的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多维构念,以焦虑情绪为中介,建立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对政策支持意愿影响的“知-情-意”模型。通过对18个新型城镇化改造试点地区居民的大规模实证调查发现:焦虑情绪在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对支持意愿的负向影响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政府信任通过直接方式以及减弱焦虑情绪的间接方式正向影响支持意愿,且直接效应显著大于间接效应。将焦虑情绪这一重要中介因素纳入居民意愿形成的分析框架,从及时评估并缓解居民焦虑情绪、面向不同群体实施差异化征迁改造政策、打通民意的“最先和最后一公里”以及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等方面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避免群体性事件提供政策启示。

创造力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积极情绪和创造性自我效能感的作用

为考察创造力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以及积极情绪和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作用,本研究采用Runco创新观念行为量表、积极情绪量表、创造性自我效能感问卷和生命意义问卷对665名大学生进行了测查。结果显示:(1)创造力、积极情绪、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和生命意义感之间存在两两正相关关系;(2)积极情绪在创造力与生命意义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创造性自我效能感调节了创造力影响生命意义感的直接路径,随着创造性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创造力对生命意义感的预测作用减弱。本研究在理论上揭示了创造力对生命意义感的作用及其机制,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教育具有一定实践参考价值。

直肠癌患者炎症、氧化应激及负性情绪水平对肠造口术后感染的影响

目的探讨直肠癌患者炎症、氧化应激及负性情绪水平对肠造口术后感染的影响。方法纳入2021年6月至2023年3月就诊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并接受结肠造口术治疗的直肠癌患者94例,根据术后是否发生感染分为感染组(24例)和未感染组(70例)。比较两组患者临床一般情况、炎症相关指标[白介素(IL)-2、IL-6、IL-8、降钙素原(PCT)]、氧化应激相关指标[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及情绪相关指标[社会影响量表(SIS)、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的差异。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感染组患者血清SOD、GSH-Px水平显著低于未感染组,血清MDA、IL-2、IL-6、PCT水平及SIS、SDS、SAS评分显著高于未感染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血清PCT水平及SAS评分较高为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而血清GSH-Px水平较高为术后感染的保护因素(P<0.05)。结论直肠癌患者肠造口术后氧化应激因子GSH-Px水平降低、炎症水平PCT水平升高及负性情绪SAS评分较高是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对于此类患者应同时关注机体应激水平及情绪的变化,以降低术后感染的发生风险。

综合心理行为护理对后续精神分裂症患者负性情绪和认知功能的影响

目的:探讨综合心理行为护理对精神分裂症后续情绪行为反应和功能情况的影响。方法:选择2022年10月1日~2023年11月30日收治的248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124例,两组均按照医嘱服用药物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研究组采用综合心理行为护理;比较两组护理前后认知功能[采用MATRICS共识认知成套测验(MCCB)]、负性情绪[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结果:护理后,研究组MCCB中语言流畅性、连线、数字序列、空间广度、语言记忆、持续操作管理、情绪管理维度均高于护理前(P<0.01,P<0.05),对照组语言流畅性、连线、数字序列、空间广度、持续操作管理、情绪管理维度评分均高于护理前(P<0.01,P<0.05),研究组语言流畅性、连线、数字序列、空间广度、语言记忆、视觉记忆、持续操作管理、情绪管理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1,P<0.05);护理后,两组SDS、SAS评分均低于护理前(P<0.01),且研究组低于对照组(P<0.01);研究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综合心理行为护理对后续神经分裂症患者负性情绪、认知功能均具有改善作用,提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

消极情绪与团队内低地位员工创造力的倒U形关系研究

基于激活理论,以趋避动机框架构建消极情绪对团队内低地位员工创造力的倒U形影响模型,并通过120个团队578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消极情绪与团队内低地位员工创造力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地位稳定性、地位差异性在二者间起调节作用。其中,与高地位稳定性相比,低地位稳定性强化了低消极情绪对低地位员工创造力的正向影响,缓和了高消极情绪对低地位员工创造力的负向影响,且拐点位置更高;与高地位差异性相比,低地位差异性强化了低消极情绪对低地位员工创造力的正向影响,缓和了高消极情绪对低地位员工创造力的负向影响,且拐点位置更高。

医护一体化模式对前庭外周性眩晕病人眩晕症状及负性情绪的影响

目的:探讨医护一体化模式对前庭外周性眩晕病人的眩晕症状、焦虑抑郁负性情绪的影响。方法:选取2022年10月—2023年3月某三级甲等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行住院治疗的前庭外周性眩晕病人12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60例。对照组实施常规诊疗护理工作模式,试验组实施医护一体化模式,干预2周后观察两组病人的眩晕、平衡状况和焦虑、抑郁负性情绪。结果:干预后两组病人眩晕、平衡状况较干预前均有所改善,两组病人眩晕障碍量表评分、Berg平衡量表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负性情绪方面,干预后两组病人较干预前均有所改善,试验组更早缓解了病人焦虑、抑郁情绪(P<0.05)。两组病人负性情绪干预2周后与1周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将医护一体化模式应用于前庭外周性眩晕病人,能更早改善病人眩晕症状,缓解其负性情绪,加快病人康复。

情绪传播研究的历时演进、热点议题与智能转向

在对228篇学术论文进行主题聚类和时区共现分析的基础上发现:情绪传播研究相关论文的发文量呈上升趋势,但总量占比较小;热点议题集中在传播机制、传播特点、传播效果等方面,同时与突发性事件、社交媒体、舆情治理和媒介技术的相关研究呈现深度互嵌态势;Python-SentiStrength、聚类分析、模型运算成为情绪传播研究方法“主力军”,加速了情绪传播研究的智能转向;情绪传播理论拓展呈现缓慢且保守特征,缺少跨学科对话。未来,情绪传播研究应注重研究维度拓展、研究视角立体化及研究范式的动态转向。

在线协作会话中情绪设计支持的教学代理反馈模型构建及应用研究

教学代理的反馈有利于提升学习绩效,并且反馈的情绪设计可以有效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情绪并增强他们的学习动机。然而,目前针对在线协作会话中学习者参与度低、协作知识建构抑制等问题,探讨情绪设计支持的教学代理反馈策略的研究依旧较少。文章通过梳理情绪反应理论等相关研究,构建了情绪设计支持的教学代理反馈模型,为面向在线协作会话的智能教学代理反馈设计提供参考。在此基础上,文章开展了准实验研究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教学代理提供的学习情况反馈能够促进协作会话参与和协作知识建构;(2)且情绪设计支持的教学代理反馈更能促进在线协作会话参与和协作知识建构;(3)学习者对提供学习情况和积极情绪反馈的教学代理的技术接受程度显著高于只提供学习情况反馈的教学代理。这些发现为教学代理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多学科团队模式干预对老年帕金森病患者情绪睡眠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多学科团队模式干预对老年帕金森病患者负性情绪、睡眠障碍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以86例老年帕金森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按入院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3例。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诊疗,观察组患者在常规诊疗基础上接受多学科团队模式干预。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帕金森睡眠量表(PDSS)和帕金森病患者生活质量问卷(PDQ-39)的评分。结果干预后两组患者HAMD评分、HAMA评分、PDQ-39评分均较干预前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或0.01);干预后两组患者PDSS评分均较干预前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或0.01)。结论对老年帕金森病患者应用多学科团队模式干预可以缓解负性情绪、改善睡眠、提高生活质量。

“情绪经济”:展现消费新场景

当前,情绪价值成为年轻人买单背后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青年不断追求情绪价值的最大化,商家大胆创新情绪资源挖掘,在供给侧与需求侧合力推动之下,“情绪经济”正不断解锁出各种新的消费场景。当“情绪”成为生意,情绪消费是否可以给当代青年人带来治愈?这需要从法律监管、安全保护、高质量产品源等方面加强保障,以使情绪消费保持可持续健康良性发展。

感知算法控制的双刃剑效应对零工工作者情绪耗竭的影响:基于合法性判断视角

基于279份来自零工工作者的问卷调查数据,以公平、隐私、自主合法性判断为中介变量,以人工智能风险观念为调节变量,探讨感知算法控制的双刃剑效应对零工工作者情绪耗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合法性判断负向影响零工工作者情绪耗竭且完全中介了感知算法控制对情绪耗竭的影响;感知算法规范指导通过公平合法性判断负向影响零工工作者情绪耗竭,感知算法追踪评估通过隐私合法性判断正向影响零工工作者情绪耗竭,感知算法行为约束通过自主合法性判断正向影响零工工作者情绪耗竭;人工智能风险观念强化了感知算法追踪评估对隐私合法性判断的负向影响。

积极反刍思维训练对青少年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抑郁症患者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

目的:探讨积极反刍思维训练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SSI)及情绪调节策略的干预效果。方法:纳入南京脑科医院2021年3月至2022年6月有NSSI青少年抑郁症患者167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84)和干预组(n=83)。对照组实施精神科常规治疗及护理;干预组除常规治疗护理措施外,实施积极反刍思维训练。采用SPSS22.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t检验比较差异,计算Cohen’s D值估计差异效应量。结果:干预后干预组积极反刍思维、情感表达、自我负强化、表达抑制、认知重评策略分量表得分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情感表达、自我负强化、认知重评分量表Cohen’s D值达到中等效应(0.5≤D≤0.8);干预后3个月,干预组各量表分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Cohen’s D值均有提升,认知重评策略分量表达到较大效应(D>0.8),积极反刍思维、情感表达、利己社交、自我负强化、表达抑制分量表达到中等效应(0.5≤D≤0.8),消极反刍思维分量表减分值效应较小(0.2≤D≤0.5)。结论:积极反刍思维训练有利于改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情绪调节策略,减少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且随着时间推移,效应逐步提升。

内隐情绪信念与大学生心理幸福感:认知重评与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内隐情绪信念与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并考察认知重评和心理韧性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内隐情绪信念问卷、情绪调节量表、心理韧性量表及心盛量表对1134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内隐情绪信念与认知重评、心理韧性及心理幸福感均呈显著正相关(r=0.443,0.502,0.464;P<0.01),认知重评、心理韧性与心理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r=0.553,0.757;P<0.01)。认知重评、心理韧性分别在内隐情绪信念与心理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认知重评和心理韧性在内隐情绪信念与心理幸福感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结论:通过培养成长型内隐情绪信念,可以帮助个体主动使用认知重评等适应性调节策略来提高心理韧性,进而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水平。

数智化与商业模式:从功能价值到情绪价值——以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为例

本文从商业模式视角分析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提出该冲突体现的是商业模式的选择问题:以质优价廉为导向、突出功能价值的“产品模式”与附着于质优价廉产品之上、强调情绪价值的“主播模式”。因为数智化时代和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消费导向转向情绪价值,迫使东方甄选放弃之前的选择,重新回到“主播模式”。本文研究补充了关于数智化时代与商业模式选择的理论文献。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体育热点事件中的网络情绪治理

5G时代下体育网络情绪传播业态发生巨大变革,为其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当前,体育网络情绪传播主体和范围不断拓展、传播速度不断加快、传播不确性不断增加,使体育网络情绪治理难度不断提高。区块链技术凭借其去中心化、难以篡改、公开透明等优势,不仅可以有效提升体育网络情绪治理的精准性,而且可以有效提升治理效率。基于区块链技术从不同层面构建体育网络情绪治理机制,在宏观层面构建体育网络情绪信息联合治理平台,在中观层面建立基于大数据的体育网络情绪监测体系,在微观层面自媒体及其服务商实时跟踪处理体育网络情绪,以加强体育舆论引导,促进体育事业健康发展。

基于情绪ABC理论的正念训练对PCI患者的应用研究

目的探讨基于情绪ABC理论的正念干预对冠心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后患者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2年收治的80例冠心病PCI术后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40例。对照组给予心内科常规治疗与护理,试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基于情绪ABC理论的正念训练。分别于干预前、干预2个月后、干预6个月后评价患者的心肺功能[6 min步行距离(6 MWD)]、睡眠[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焦虑抑郁[焦虑自评量表(SAS)、抑制自评量表(SDS)]、心脏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结果干预前,2组患者6MWD、PSQI评分、SAS、SDS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2个月和6个月后,试验组6MWD、PSQI、SAS、SDS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6个月后,2组患者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时间效应、组间效应、交互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基于情绪ABC理论的正念训练可提高患者的睡眠质量,改善负性情绪,提升心肺功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的青年网民情绪演化机理研究——基于SEIR模型的数据仿真实验

在数字化时代,突发事件与网络舆论的相互作用易引发青年网民情绪的激化,这种情绪以裂变式的速度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进而可能诱发一系列情绪化的行为和态度。这一现象有可能演变成网络舆论的风暴或危机,为网络舆情的治理带来风险和挑战。以SEIR模型为基础,运用Netlogo多主体建模软件,对突发事件背景下网络舆情中青年网民情绪的演化过程进行了数据仿真实验,并对比分析了青年网民、媒体以及政府行为等不同因素的影响。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SEIR模型应用于情绪演化分析,为数字化时代有效治理网络舆情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仿真实验的结果显示,青年网民的理性感知、媒体的积极引导以及政府的及时干预,都有助于快速有效地处理和应对网络舆情中的情绪传播问题。

多形式心理干预对儿童斜疝手术后情绪状态和健康行为的影响

目的:探究多形式心理干预对儿童斜疝手术后情绪状态和健康行为的影响。方法:选取2020年10月-2022年10月某院收治的102例行斜疝手术的儿童,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51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多形式心理干预。比较两组患儿情绪状态[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SCARED)和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SC)]、心理韧性[慢性病儿童韧性量表(CICRS)]、健康行为[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社会支持[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及生活质量[中文版儿童青少年生存质量自评量表(PedsQL4.0)]。结果:干预后,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SCARED和DSRSC评分均明显较低(t=3.456,4.849;P<0.05),CICRS各维度评分均明显较高(t=-3.925,-3.413,-4.796;P<0.05),社会能力评分明显较高(t=-2.594,P<0.05),行为问题评分明显较低(t=3.629,P<0.05),SSRS量表各维度评分均明显较高(t=-4.508,-5.217,-6.850;P<0.05),PedsQL4.0各维度评分均明显较高(t=-3.700,-3.582,-5.025,-5.160;P<0.05)。结论:相较于常规干预,多形式心理干预可改善斜疝手术后儿童的情绪状态,增强心理韧性,促进健康行为,提高社会支持,提升生活质量。

父母婚姻状况对中学生消极情绪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一项多中心横断面研究

背景父母婚姻状况对青少年负性心理及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SSI)影响的研究报道较少,且现有的研究样本量较小。目的探究父母婚姻状况与中学生消极情绪和NSSI的关联,为中学生NSSI的防控提供参考。方法2020年3—4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对南充市及周边20个乡镇、67所中学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人员将问卷输入问卷星平台生成二维码,学校发放二维码给家长或学生监护人。问卷包括一般信息问卷、渥太华自残量表(OSI)和中文版抑郁焦虑压力量表-21(DASS-21)。统计中学生NSSI、抑郁、焦虑、压力检出率,并分析影响中学生NSSI、抑郁、焦虑和压力的相关因素。结果本调查共对23所中学的8785名学生发放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8606份,有效回收率98.0%。8606名中学生中男4540名(52.8%)、女4066名(47.2%);初中5937名(69.0%),高中1028名(11.9%),职业高中1641名(19.1%);双亲家庭7274名(84.5%),父母离异单亲787名(9.1%),父母离异再婚545名(6.4%)。本次调查的中学生NSSI检出率为5.6%(486/8606),抑郁检出率为21.9%(1884/8606),焦虑检出率为26.8%(2305/8606),压力检出率为12.3%(1060/860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所有中学生中,与男生相比,女生发生NSSI、焦虑的风险较大(OR=2.363,95%CI=1.946~2.868;OR=1.195,95%CI=1.086~1.315);与初中生相比,职业高中生发生NSSI、抑郁、焦虑、压力的风险较大(OR=1.847,95%CI=1.494~2.284;OR=1.886,95%CI=1.667~2.134;OR=1.857,95%CI=1.141~1.532;OR=1.527,95%CI=1.309~1.781);与双亲家庭的中学生相比,离异单亲、离异再婚家庭的中学生NSSI、抑郁、焦虑、压力的风险较大(离异单亲:OR=2.194,95%CI=1.699~2.834;OR=1.563,95%CI=1.326~1.843;OR=1.573,95%CI=1.346~1.839;OR=1.417,95%CI=1.153~1.741;离异再婚:OR=2.207,95%CI=1.638~2.975;OR=1.863,95%CI=1.543~2.249;OR=1.796,95%CI=1.499~2.153;OR=1.821,95%CI=1.453~2.282);与长期由双亲照顾的中学生相比,长期由父亲单独照顾、母亲单独照顾、祖父母照顾发生NSSI、抑郁、焦虑的风险较大(父亲单独照顾:OR=2.045,95%CI=1.366~3.062;OR=1.633,95%CI=1.289~2.145;OR=1.373,95%CI=1.069~1.762;母亲单独照顾:OR=1.772,95%CI=1.141~2.751;OR=1.435,95%CI=1.095~1.882;OR=1.513,95%CI=1.174~1.951;祖父母照顾:OR=2.465,95%CI=1.918~3.168;OR=1.783,95%CI=1.513~2.100;OR=1.843,95%CI=1.577~2.154),由母亲单独照顾、祖父母照顾发生压力的风险较大(OR=1.604,95%CI=1.166~2.207;OR=1.678,95%CI=1.375~2.049)(P<0.05)。结论中学生的NSSI、抑郁、焦虑、压力与父母离异及照顾者有关,因此,需要对处于这些情况的中学生给予特别关注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