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情绪调节研究:从个体取向到人际取向

人际互动是教师工作的基础与核心,因此教育活动充满着情绪的流动,而情绪调节亦渗透和弥漫于教师日常工作之中。教师情绪调节研究因其多学科融合的特性,发展出了三条经典的理论路径,即情绪调节、情绪劳动和情绪管理,但三条路径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化倾向,缺少对情绪调节的人际特性和动态过程的考量。近十年来,国际情绪调节研究的理论视角出现了从个体取向到人际取向的转向。人际取向的情绪调节研究经历了从萌芽期到成型期的发展历程,已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理论模型和测量工具。鉴于教师工作鲜明的人际特性与国际情绪调节研究近来的视角转向,人际取向的教师情绪调节研究亟待学界的关注与深入探究。未来人际取向的教师情绪调节研究需留意新兴理论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和调适,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适应性和本土化应用问题。

童年期情感忽视与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偏好及脑结构基础

结合问卷调查和结构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旨在探讨单一性童年期情感忽视经历与健康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关系及其脑结构基础。21名忽视组被试(仅存在童年期情感忽视经历)和26名对照组被试(无任何童年期创伤经历)完成了问卷和磁共振成像的测量。结果发现,对照组的重评策略使用频率显著高于忽视组,两组在抑制策略使用上无显著差异。对照组在右侧额中回的平均灰质体积显著大于忽视组且该区域灰质体积变化与重评策略使用显著正向关联。多体素模式分析(multi-voxelpatternanalysis,MVPA)发现右侧脑岛的灰质体素信号模式显著预测重评策略使用。结果提示,童年期情感忽视可能和成人初期情绪调节策略变化、右侧额中回和脑岛的结构改变有关。

家庭嘈杂度与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父母与儿童情绪调节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探讨家庭嘈杂度对儿童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采用家庭嘈杂度问卷、情绪调节问卷、主观幸福感量表和社会经济地位量表对387名南京市某小学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及其家长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家庭嘈杂度与儿童主观幸福感、父母认知重评和儿童认知重评显著负相关,儿童主观幸福感与父母认知重评和儿童认知重评显著正相关,与儿童表达抑制显著负相关;(2)家庭嘈杂度对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显著;(3)父母和儿童的认知重评策略在家庭嘈杂度和儿童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儿童认知重评策略还有独立中介作用。因此,可以通过降低家庭的嘈杂程度、增加父母和儿童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频率提高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积极反刍思维训练对青少年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抑郁症患者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

目的:探讨积极反刍思维训练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SSI)及情绪调节策略的干预效果。方法:纳入南京脑科医院2021年3月至2022年6月有NSSI青少年抑郁症患者167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84)和干预组(n=83)。对照组实施精神科常规治疗及护理;干预组除常规治疗护理措施外,实施积极反刍思维训练。采用SPSS22.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t检验比较差异,计算Cohen’s D值估计差异效应量。结果:干预后干预组积极反刍思维、情感表达、自我负强化、表达抑制、认知重评策略分量表得分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情感表达、自我负强化、认知重评分量表Cohen’s D值达到中等效应(0.5≤D≤0.8);干预后3个月,干预组各量表分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Cohen’s D值均有提升,认知重评策略分量表达到较大效应(D>0.8),积极反刍思维、情感表达、利己社交、自我负强化、表达抑制分量表达到中等效应(0.5≤D≤0.8),消极反刍思维分量表减分值效应较小(0.2≤D≤0.5)。结论:积极反刍思维训练有利于改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情绪调节策略,减少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且随着时间推移,效应逐步提升。

女大学生依恋取向与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情绪调节目标的中介作用

情绪调节策略是成功调节情绪的核心,也是维持心理健康的关键。为探讨依恋、情绪调节目标及情绪调节策略之间的关系,采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情绪调节目标量表及情绪调节问卷对774名女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依恋取向与情绪调节策略显著相关。依恋回避与认知重评策略显著负相关,与表达抑制和非适应性认知调节情绪策略显著正相关;依恋焦虑与表达抑制策略和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与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存在微弱但显著的正相关。(2)依恋取向与情绪调节目标显著相关。依恋回避与反享乐目标显著正相关;依恋焦虑与反享乐目标、印象管理目标以及亲社会目标显著正相关。(3)依恋取向对情绪调节策略有显著影响,情绪调节目标在依恋取向与情绪调节策略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未来的实证研究可以采取纵向实验设计,结合多模态的实验方式,更细致地区分实验情境,从情境和个人特质交互的角度建立依恋和情绪调节之间的多因素模型。未来的干预研究也可针对不同依恋取向的个体,通过影响其情绪调节目标,从而引导其选择最合适或最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以达到最佳的情绪调节效果。

某部新兵情绪调节策略对军训应激后成长的影响

目的探讨新兵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行为对军训应激后成长的影响。方法以新兵军训应激后成长量表(PTGI-RT)、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问卷(CERQ-C)和行为情绪调节策略问卷(BERQ)为研究工具,在新兵军训开始1个月后(T1)和3个月后(T2)两个时间点对665名新兵进行施测。根据新兵T1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得分将其分为高适应性高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组、低适应性高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组、低适应性低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组和高适应性低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组共4组,比较4组间T2时应激后成长水平。行为情绪调节策略依照同法实施。结果认知情绪调节策略4组间的应激后成长分数有统计学差异(F=13.16,P<0.001),其中高适应性低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组应激后成长分数显著高于其他3组,低适应性高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组应激后成长分数显著低于其他3组。行为情绪调节策略4组间的应激后成长分数有统计学差异(F=21.13,P<0.001),其中高适应性低非适应性行为情绪调节策略组应激后成长分数显著高于其他3组,低适应性高非适应性行为情绪调节策略组应激后成长分数显著低于其他3组。结论新兵适应性认知和行为情绪调节策略与应激后成长正相关,非适应性认知和行为情绪调节策略与应激后成长负相关。选择高适应性低非适应性认知和行为情绪调节策略的新兵会获得更多的应激后成长,而选择低适应性高非适应性认知和行为情绪调节策略的新兵会获得较少的应激后成长。

信息化技术在重症患者负性情绪调节中的研究进展

ICU环境封闭,有创操作频繁,患者负性情绪高发。目前,信息化技术在重症领域应用广泛。文章主要围绕信息化技术在重症患者负性情绪调节中的应用与效果、发展与建议进行综述,以期为国内ICU护士对重症患者实施心理护理提供新思路,为促进ICU信息化建设和人文护理发展提供参考。

肾移植患者认知情绪调节方式、心理灵活性、创伤后成长现状调查及相关性分析

目的:调查肾移植患者认知情绪调节方式、心理灵活性、创伤后成长现状,分析认知情绪调节方式与心理灵活性、创伤后成长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0月1日~2021年1月31日86例肾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认知情绪调节问卷(GERQ)评分分为积极组47例(GERQ适应性策略维度得分>GERQ非适应性策略维度得分组)和消极组39例(GERQ适应性策略维度得分≤GERQ非适应性策略维度得分组),比较两组患者心理灵活性[采用心理灵活性综合问卷(CompACT)]和创伤后成长[采用创伤后成长量表(PTGI)]情况;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探讨认知情绪调节方式与心理灵活性、创伤后成长的相关性。结果:积极组CompACT、PTGI评分高于消极组(P<0.05);CompACT、PTGI得分与患者认知情绪调节方式显著相关(P<0.05)。结论:肾移植患者的认知情绪调节方式可影响其心理灵活性及创伤后成长程度,临床应制订针对性干预策略,以改善患者预后。

正念冥想减压训练对儿科实习护生情绪压力及情绪调节效能感的影响

目的探讨正念冥想减压训练对儿科实习护生情绪压力及情绪调节效能感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3年7月1日—9月30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某三甲医院儿科实习的实习护生为对照组,选取2023年10月31日—12月31日的儿科实习护生为观察组,对照组按照常规参加学校组织的团体培训,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为期12周共计8次的正念冥想减压训练。比较两组护生在干预前后的情绪压力、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水平对比情况。结果干预前,两组护生的情绪压力、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护生的抑郁—焦虑—压力量表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正念冥想减压训练能够有效提升儿科实习护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缓解情绪压力。

校园欺凌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及学校适应的调查研究

为探讨青少年校园欺凌中被欺负者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学校适应的关系,采用欺负行为问卷、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问卷和学校适应问卷对2830名青少年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被欺负存在年级(χ^(2)=52.13,p<0.01)和生源地(χ^(2)=97.94,p<0.01)上的差异;被欺负者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学校适应得分显著低于未被欺负者;表达积极情绪(β=0.03,p=0.02)、调节生气/愤怒情绪(β=0.03,p=0.02)和被欺负者的同伴关系(β=0.09,p<0.01)、常规适应(β=0.04,p=0.01)相关显著。这说明,青少年卷入校园欺凌概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及学校适应显著相关。

特质愤怒与网络欺负: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采用特质愤怒量表、网络欺负量表、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量表,对福州市某高职院校434名学生进行调查,探讨特质愤怒、网络欺负以及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特质愤怒与网络欺负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解释率为29.51%,特质愤怒不仅直接影响高职生网络欺负,还会通过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间接影响网络欺负。

情绪调节困难、父母养育效能感及社会同伴排斥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

青少年脑结构、代谢组学、内分泌、压力调节、情感调节等多项机制均与成人不同,在受到外界各种因素影响时易出现心理问题。相关研究显示[1],青少年抑郁发病率高达4%~8%,不但是青少年身心损害、致残及死亡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可能会延续整个青少年乃至成年期。

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情绪调节能力与病耻感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情绪调节能力与病耻感相关性。方法:用Link病耻感量表、情绪调节量表(ERQ)对2021年7月至12月南京脑科医院精神科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调查分析,Link贬低-歧视感知量表≥2.5分归入有病耻感组,47例归入无病耻感组。结果:Link评分中贬低歧视维度与情绪调节策略中认知重评呈现显著负相关,教育、挑战维度与情绪调节策略中认知重评呈现显著正相关,教育、挑战维度与情绪调节策略中表达抑制呈现显著负相关,贬低歧视维度与情绪调节策略中表达抑制显著正相关。结论: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情绪调节能力中认知重评策略使用是影响患者病耻发生的重要因素。

在游戏中发展幼儿情绪调节能力

情绪调节能力是幼儿身心发展的重要能力之一,对其未来适应社会发挥关键作用。游戏是促进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重要途径。首先,提供开放性游戏材料能够让幼儿以安全方式处理情绪,增强情绪韧性,并促进幼儿间的情感联结。其次,规则性体育游戏可通过促进执行功能和抑制冲动能力的发展,增强幼儿大脑的情绪调节功能。此外,教师应观察了解幼儿、成为幼儿情绪的“共同调节者”,引导幼儿将“问题冲突”转化为“问题解决”,帮助幼儿增强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

中小学教师的情绪调节及其策略研究

教师的情绪对师生关系和教学质量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关注教师群体的情绪调节能力,指导教师使用积极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对提高教师生活满意度、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Gross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及积极心理学理念出发,探讨教师在教育教学情境下可选择的情绪调节策略,以此帮助教师更好地管理情绪,提高工作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感。

情绪调节的神经环路及其在情绪障碍人群中的表现

情绪调节是影响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适应性功能,而情绪失调是情绪障碍患者的跨诊断特征,是其病因和症状维持的关键因素.结合经典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首先综述情绪调节的神经环路,发现外侧前额叶是构成情绪调节神经环路的关键脑区.不同调节策略对应不尽相同的脑网络:分心策略需要背外侧前额叶、顶叶完成注意转换;重新解释策略依赖负责语言加工的腹外侧前额叶、颞叶;分离策略需要颞顶联合区调整心理距离;表达抑制策略依赖前脑岛整合情绪与身体意识、辅助运动区控制外在情绪表达.接着总结情绪障碍患者情绪失调的关键脑节点,发现患者均表现出外侧前额叶功能失调:抑郁和双相情感障碍以外侧前额叶与杏仁核的功能连接减弱为关键脑功能损伤,焦虑障碍在情绪调节过程中表现出额-顶区注意控制网络激活降低.建议未来研究结合“脑调控+脑观测”技术进一步揭示情绪调节的神经环路,开展旨在提高情绪障碍患者情绪调节能力的临床治疗研究.

社会疼痛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现状及展望

由社会关系破裂或损伤引起的负性情绪体验称为社会疼痛。社会疼痛不但带给我们灾难性的情绪感受,也是诸多精神障碍的主要诱因。揭示社会疼痛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一方面能促进我们完善情绪调节理论,另一方面可为临床缓解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疼痛提供帮助。本文回顾并总结了情绪调节研究在非社会性情绪和社会疼痛情境中的发现,指出目前该领域尚未解决的问题,并提供了可行的研究思路与建议。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和儿童情绪调节的关系

目的: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父母的情绪调节特点及其对ADHD儿童情绪调节的影响。方法:纳入140例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ADHD诊断标准的儿童及其父母之一,68例正常儿童及其父母之一。采用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ERS)、情绪调节问卷(ERQ)和儿童情绪调节量表(ERC)对父母和儿童情绪调节分别进行评估。结果:ADHD儿童父母DERS的策略使用、冲动控制和目标行为得分较正常对照组高(均P<0.05)。ADHD儿童ERC情绪不稳得分与父母的策略使用和冲动控制得分正相关,ERC儿童情绪调节得分与父母的策略使用、冲动控制和目标行为得分负相关(均P<0.01)。ERC儿童情绪调节得分在父母策略使用、冲动控制得分与儿童情绪不稳得分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结论:ADHD儿童父母存在多个维度的情绪调节缺陷,可对ADHD儿童情绪调节产生影响而加重情绪不稳表现。

人格特征对抑郁和焦虑情绪的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探究情绪调节策略与人格特征对情绪反应的作用机制,有利于对大学生的消极情绪反应提出干预建议。采用大五人格量表(TIPI-C)、情绪调节问卷(ERQ)、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对1 016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1)大五人格各维度与焦虑和抑郁显著负相关、与认知重评策略均显著正相关,外倾性与表达抑制策略显著负相关,焦虑和抑郁与认知重评策略显著负相关、与表达抑制策略显著正相关。(2)情绪稳定性、尽责性和外倾性对抑郁的直接效应显著,认知重评策略在情绪稳定性、尽责性和外倾性与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表达抑制策略仅在外倾性与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情绪稳定性和外倾性对焦虑的直接效应显著,认知重评策略在情绪稳定性和外倾性与焦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表达抑制策略仅在外倾性与焦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肺癌免疫治疗患者习得性无助感与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

目的 探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肺癌免疫治疗患者习得性无助感与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方法 选取2020年6月至2022年1月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进行免疫治疗的154例肺癌患者,依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78例)与观察组(76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心理护理,观察组采取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比较2组干预前后的习得性无助感、心理健康[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疾病不确定感[疾病不确定感量表(MUIS)]及疾病应对方式[应对方式问卷(MCMQ)]。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的习得性无助感量表各维度评分及总分、MUIS各维度评分及总分、SAS和SDS评分,以及MCMQ中的回避和屈服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均<0.05),MCMQ中的面对评分高于对照组,但无统计学差异(P>0.05);2组的上述评分均较干预前明显改善(P均<0.05)。结论 对肺癌免疫治疗患者予以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有助于降低其习得性无助感、疾病不确定感,调节其心理状态,减少对疾病的屈服与回避倾向。